我身处蛮族大军的核心，成为一个人人敬畏的可汗。
但是我的视线和角度，不是在于一场敌对战役的成败，一个封建君主制度、国家事实上的灭亡。
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一个人的视线，去看曾经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地理概况。
去深刻的领悟铁木真他为什么要这样......
即使是杀了我父亲的仇敌，曾经乞颜部的世敌，我都不费吹灰之力的剿灭了。
创造和毁灭，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创造的过程太艰难，而毁灭一件事实，他很容易......
所以敌人不是问题，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但要想天下人心归附，都和谐相处在这天地之间，这毕竟太难。
我一直在困惑的只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诺大的蒙古帝国领土，如何管理的问题。
再就是可汗我的位子，传递下去，领地分封下去。几个儿子是否能心平气的接受，不再争多少的问题。
最终的一个就是，内蒙古人，会不会有诸多历史遗留，不能事实上最终解决的利益问题，导致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
这些都是问题，后面还隐藏着更多诸王，内子内战的问题。
其实看多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读懂了三国、红楼此后......
人就会把世上的权势、利益看得淡漠了。对人与人的真善美，就有了完整的定义。但是有的人看了此后，越发的疯狂了......
我只能低调的去估计，他看书时拿倒了......有点走火入魔......
但是世上的人，对传道之类，说法之流......都是囫囵吞枣，略有所感。
谁会在生活当中，压力山大的工作之余，开书释卷，多近文墨，多懂人生之道理？
这不是一个人生活习惯性的问题，是人有没有这个生活态度的问题。
不学，则无术。
这和：书读得多了，人就越反动......这个很荒诞的说法是决然不同的事实。
至少，初级技工不懂得中级技工的技能，更不可能和高级技工，工程技师去比能力。
但是我们做人，为什么不能去比各种能力？
也许我们每个人，事实天生就没有人教唆，都可以去比各自购买的华服，比手机新款，比人家老公换了新车，......但是很少有人比自己修了多少公德，造了几级浮屠，做了多少善事，行了多少公益......这亦是什么道理？
或许，人与人的追求不一样？于是......我懂了。
人生观的不同，价值观则不一......
何况，是人，都天生系不学无术，就懂得吃喝拉撒屁，如果后天不知道教化，不懂得接受善行......那么这种人事实就令人很尴尬了。
但是真的有人活得令你扼腕叹息，有人使得你愤怒得要立刻上去直接掌掴......
这是因为他们人品决然不一样，这和长相没有关系。
这里面的距离就是人品。
此刻我攻打完毕花刺子模，回军收拾西夏王朝时，面临的就是几个儿子的分封问题和和手下诸将的封地。
没有这些，事实上蒙古大军很难有下一步的动力。
对三十几万核心蒙古流动大军的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用得好，它们就是兵，是你的兄弟。
用得不好，它们就是灾难，是一群草原流匪。使得四方百姓不得安宁......
对蒙古大军的管理，我就是用《大扎撒》。这里没有其它的说法，也没有更多的途径。唯有王法以治军，只有苛律以束民。
有功者赏，有过者罚。
这才能使得国家不乱，才能使得别有用心者，不至于有非分之想。
千户制度并不是治理国家和地方的制度，它不过是一个存在管理的一个模型。
用人来治理地方，用法来约束臣民，这才是治国之道。
这也是丘处机道尊给我论述的道理。
所以我的手里并没有唐朝和宋朝的律令典籍，只有秦始皇当时统一六国的韬略。
我喜欢嬴政的残暴治国，野蛮治军么？
事实上我是在看一个能统一大业的君主，他的政治手腕和远见卓识。
残暴，不用去学，野蛮，不用去看。
但是他行之有效的，统一全华夏领土的治军之道，才是铁木真成就大蒙古帝国的一个军事理论基础。
在军事策略上，战争手段上，我铁木真询问博尔术、木华黎、赤佬温、博尔忽、哲别、者勒蔑、速不台、呼必来这些著名的蒙古战将。
但是在对外战争策略和管理上，我遵循的是行天地之道，以安黎民，动雷霆之兵，讨伐不臣之心。
这就是丘处机曾经给我阐述的王道。
在文化上，兼容各国古老传承。
在宗教上，揽阔四海之信徒。
在商业上，开通东西方故国商路。
在外交上，推行唯吾独尊。
这就是蒙古帝国，这就是曾经的成吉思汗。
所以它无形之中具备了大国的风范。
或许传教士鲁布鲁克，在东方世界构想基督圣徒的计划，彻底的遭到失败。
鲁布鲁克回到西方世界，一番对东部蒙古大帝的描述，激起了培根对东方的神往，但他自己却意志消沉了下去。
他不再寻求返回东方的机会，相反，开始劝说基督教世界不要再将传教士派往遥远的鞑靼。
此后许多年里，东方再没有接到基督徒的消息，直到尼可罗.波罗兄弟开始他们的旅程。
公元1261年，威尼斯商人尼可罗.波罗与兄弟马飞阿.波罗前往黑海北岸做生意，返回时，因为地区战乱而不得不绕道波斯。
结果却遇到当时忽必烈大汗的一位使者，因此就带他到了哈剌和林。
这也是忽必烈第一次见到拉丁人，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尼可罗.波罗兄弟受到了大汗当时的盛情款待
或许，经常来往东西方商道做生意的波罗兄弟，事实精通东方语言，这大大便利了他们与大汗之间的交流。
忽必烈当时以慈祥的态度和他们交谈，还亲切的询问西方各国、罗马的教皇和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
其实忽必烈目的，是希望通过商人的眼睛，来事实了解这些国家领土的治理、司法和军事状况。
后来他对教皇的传道情况和基督教事业，尤其感兴趣。
此前虔诚的传教士鲁布鲁克，当年没能说服蒙哥大汗，但波罗兄弟的热情回答却令忽必烈大汗相当满意。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波罗兄弟娴熟的外语能力，他们不用像鲁布鲁克那样，受制于一个语言蹩脚的翻译，但另一个因素也系更为重要。
作为商人，在“基督即真理”这个问题上，波罗兄弟身上没有教徒鲁布鲁克那样厚重的傲慢和一种偏执，无疑这种形式相反会让大汗更容易接受他们。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位子系平等的关系才行。
强加于人的家长态度，鲁布鲁克说得再有真理，也没有人信服。
于是一种信仰，或许就此敲开了东方古老文明的大门。
基督教，在忽必烈时代，进入了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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