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贪官杀了就行，管它是不是这个案子牵扯到的，杀了就大快人心。

　　但是这种胡乱作为也是一种暴力执法。虽然有肃清贪官的正面作用，但是其后果不堪设想。

　　朱元璋那样从严打击，当时也有一个好处，侵吞公共财产者行贿者与受贿者同样从严处理，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或者侵吞公共财物者，都要考虑一下，即“小人见而非心必省”，即非法所得的收入是否抵得上未来的风险成本，这在当时改变社会风气上，很有好处。

　　关于郭桓案的起因，《大诰》也有记载，题为《卖放浙西秋粮》：“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各分入己。”

　　另有第四十九条，题为《郭桓造罪》：“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

　　古今贪有若是乎！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

　　如今我们把元代《大诰》的记载，心平气和地进行逻辑分析，财税系统当时的管理有弊端这一点，并没有疑问。

　　明代的农业税分夏税和秋粮，有实物部分，也有交纳钱钞的。洪武时的税额，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而浙西的官民田，因是籍没张士诚及富民田以为官田，以私租簿为税额，一亩有税收二、三石的。

　　洪武时，苏州一府秋粮便有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其中民粮只占十五万石，其余都是官田的税粮。而浙西也是重税的地区，杨宪为司农卿时，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所以苏松浙西这个地区历来是重税区，实际上收不到那么高，所以账面上的税额与实际上仓的税额，这中间有很大的差额。

　　仓库的管理上当然有弊端，自然有盗卖公粮的，因为征收时又有鼠雀耗之类超额的部分，又有因灾减免的部分。

　　所以到了户部那儿只能是一笔糊涂账，而朱元璋一认真，把账面的记录与实有的核对起来，几年积叠下来其中当然有一个巨大的亏空额。

　　他把这个亏空额，不论自然损耗和存储的货损，都看做郭桓以下户部及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的贪污，而且自上而下地一律追赃，所以才会出现中人之家以上，大抵皆破产的局面。

　　因为经手税粮的粮长都是当地中人以上的富裕人家，朱元璋那样刨根究底去追赃，而且在事实也采用刑讯逼供之下，体现那么多被牵涉的人等，自然就最后多了去了。

　　如果仔细追究事件端倪，其中错案、冤案以及把案情扩大化的相当多，这个问题当时便有人提出了。

　　据《明通鉴》在洪武十八年，元月，便有“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以为言，上乃手诏列桓等罪状，敏等又言：‘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招供，遂成冤狱。”

　　上叹曰：“朕诏有司除奸，顾复**扰吾民邪？’乃榜桓罪示于天下，而论右审员吴庸等极刑以压天下心。”

　　案子要定，借机公报私仇，搞冤假错案的酷吏也要定罪。

　　《明史刑法二》称朱元璋“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后率以罪诛之。”

　　这里是集中讲这些酷吏的下场，实际上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因各自的原因而被杀，从郭桓案讲，朱元璋杀人是多了一些，然而从整体上看，财税系统如此狠狠地整顿下，吏治情况会有所改善，因为这个系统本来便是一笔糊涂账，这方面的弊端，在宋元以来便是如此。

　　朱元璋在《大诰》的第三条，《胡元制治》中便讲到另一个户部侍郎张易，朱元璋说：“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

　　朱元璋也是意识到，官儿不具体管事，实际事务的操作层面，都是吏胥们一手包办，官实际上管不了吏，反而为吏胥们所左右，离开了吏胥，官儿反而一事无成。

　　领导事实太官僚了，不依靠中层干部基层办事人员，他局面打不开。

　　对于这种情况，他虽极端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说他自己“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经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所以一旦他发现官儿能惩治恶吏者，便拍手称快。《明通鉴》载：“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六年）九月，中书省奏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致死，上赐玺书劳之曰：‘君之驭臣以礼，臣之驭吏以法。吏诈则政蠹，政蠹则民病，朕尝著令，凡吏卒违法，绳之以死。奈何有司贪纵，为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两参政能置奸吏于极刑，所谓‘唯仁人能恶人也。’朕实嘉之。”

　　从这两段讲话可以知道，朱元璋对明代财税系统的官僚机构及其队伍的不满由来已久，他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个系统实际操作的状况，因为这是王朝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他容不得这条性命攸关的补给线有丝毫差失，即使发现有丝毫可疑的地方，他便要小题大做。

　　明代，“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皆不久于职，绩用罕著”。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抓住空印案和郭桓这样的案子，狠狠整顿与税粮有关的各级官吏。

　　他这样做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效果究竟如何，朱自己也知道，不可能根除，因为这实在是积重难返。

　　所以从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冬天起，朱编《大诰》的目的，就是下狠心整顿吏治。

　　向手下人等正面宣布，自己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郭桓案也许是他编《大诰》告诫全国官吏队伍的一个直接动因，编大诰的目的，则是拿即时的案件布告天下，通过案例对官吏与百姓进行一次广泛的普法教育。

　　他这是拿血淋淋的人头与杀戮来教育民众的，虽然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如他希望的“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

　　其实那些没有被查的贪官，当时还在继续胡作非为，毕竟人都有侥幸心理，不到见棺材时，他亦不落泪......

　　到了明成祖以后，各种问题又重新再现，到了仁，宣之后，在宪宗、孝宗到武宗时，各种危机又重新露头。

　　由此，嘉靖万历年间，海瑞在任上时，呼唤采取当年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实草的极端残暴的措施，处置当时的**和贪污状况。

　　他这个呼唤的背后，实际上是反映了那时，对已经非常严重的贪腐局面，和贪腐的官僚之间互相包庇的网络关系的无可奈何。

　　当时那时，已经不可能产生第二个朱元璋了，明王朝其实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期，但王朝的最终崩溃已摆上议事日程。它已经在倒计时。

　　所以我们说贪官的时候不多了，腐朽的政权时间快到了，即是这话。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明王朝的崩溃，固然有它外部因素，而内部的**则是促使其崩溃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可以促使整个官僚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可以使人心涣散，令众人不把整个王的崩溃当一回事。

　　不管明初惩处贪腐的初效和最终结果如何，朱元璋亲自参预编著的《大诰》四编还是值得一读的，从中可以知道他那为了整治官和吏的一番无奈的苦心孤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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