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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合法证明的关键在于持有者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丑国的，而有关部门深知很多华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一旦被发现便将被逐出丑国。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就是那些在街头挥舞枪支的帮派分子，而且驱逐他们也未必会为唐人街带来和平，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突击搜捕持续了几天，在治安官的配合下,唐人街布下法网，联邦警探入内搜查，目之所见的每一名华人均遭围捕。被捕之人大多为合法居民，有的还有丑国国籍。

　　警探未获授权便搜查华人的饭店、赌场、洗衣房、剧院、公寓、商店，甚至直接将人从被窝中拖出。

　　于是，消弭动乱的行动变为了对个人权利的践踏，警察也愈发地罔顾法纪、草率行事。

　　数以百计的华人被塞进警车,送至联邦大楼。

　　他们被赶进一个大房间，在翻译的引导下依次接受移民官员的盘问。

　　有居留证明的人被释放,没有的人被收押并被送至“坟墓”监狱或埃利斯岛。

　　一些平生从未碰过武器的人被判不得保释，只能在悲泣中等待被遣返。

　　再没有哪一个移民群体遭受过如此苛待。

　　尽管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也曾卷入血腥的帮派之争，但他们并未因此被围捕并被大批遣返。

　　然而这一次，联邦认定驱逐华人是为唐人街带来安宁的唯一方法，为此不惜施用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手段。

　　黎耀阳这几天过的并不舒服，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前对他颇为支持的街坊邻居如今看到他都唯恐避之不及。

　　还有一部分同胞更是用厌恶的表情看着他，似乎将这一切都怪罪到他的脑袋上。

　　真的错了吗？他不禁想着。

　　为了自己的兄弟和女人，连累很多无辜老百姓遭殃，于情于理都不对，可如果不为兄弟和女人报仇，这队伍还怎么带？

　　安良商会的兄弟均来自华夏南方，大多在丑国西海岸登陆，而后向东寻觅机会，以期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

　　他们中大多数是劳工，但也有一部分人依靠经商积累起可观的财富，扎根丑国。

　　商会就像是他们的秘密兄弟会。

　　虽然在表面上，他们从事着名目不一的社会事务,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时间在干着犯罪的营生。

　　他们的武器由最初的刀具演变为后来的手枪、炸弹。

　　他们在纽约的主要战场是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处面积一英亩有余的三角形地带，毗邻破败的五点区。

　　该三角形地带以勿街、披露街、且林士果广场和包里街为界，包括了整条蜿蜒的多也街。

　　自那时起，这里一直是纽约华埠的中心。

　　而现在，则变成了东兴和安良商会对射的主战场。

　　每到夜里，枪声不绝于耳，弹药喷发的火光在夜幕下格外刺眼。

　　太乱了，实在太乱了，前几年华埠夜不闭户的情况消失不见，每夜都是让人难以入眠的枪声，不少华人计划搬家，可他们又能去哪？

　　二十世纪初纽约的城市图景几乎是拼接了整个人类主要群体的马赛克，初来乍到的华人加入了爱尔兰裔、英格兰裔、犹太裔、意大利裔、德裔和黑人的队伍中，在纽约最臭名昭著的街区挣扎谋生。

　　统治阶层住在默里希尔和格拉梅西公园的豪宅里，大量工人则挤在四坊的廉租公寓、曼哈顿下城的东江码头和六坊的五分区，这里因酒馆、赌场、女支院和帮派斗争而声名狼藉。

　　1886年远渡重洋的自由女神像被树立在哈德逊河口,纽约代表着美国向世界各地的“疲惫的人们”张开了怀抱。

　　然而，纽约的唐人街却还没有共享到自由火炬下的荣光,华人显得过于“异质”。

　　报纸上的评论者对华人充满“异国情调”的描写并不显得浪漫,背后是怀疑和惊异的注视。

　　其实现在的情况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点像，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加州与西部其他州的暴徒开始袭击华人的商铺与家园。

　　很多华人因此返回华夏，而留下之人则向东进发，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和东部的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等大城市。

　　华人的生活方式和丑国人迥异，这加深了排华浪潮中对“黄祸”的恐惧，大肆渲染华人“不可同化”为丑国人。

　　比如他们过于节俭而不在乎居住条件、不说英语和参与ZZ等等都成为华人种族低劣、奴隶本性的“证据”。

　　一些报刊为了煽动起全民性的排华浪潮，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漫画，丑化华人形象，把华人描述为一张大厚嘴唇、头扎长辫、两目斜视、肤色脏黑的吸血鬼，调戏白人少女。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氛围中，丑国华人群体的总数持续下降，既有的华人群体开始从西海岸走向纽约，纽约成为华人聚居的首选。

　　纽约市华人总数在19世纪最后十年增加了两倍，还不包括住在郊区和被漏查的华人。

　　然而现在，好不容易在华埠扎根的华人再次面临生存危机，不少人拖家带口，大包小卷的准备跑路。

　　可是他们能去哪呢？之前从西一直往东，现在难道要从东部回西部？

　　比起混乱的东部，西部对华人的踩踏似乎更为严重。

　　不少华人特别迷茫，迷茫到他们拎着行李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的去向。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个领头人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华人都扮演着最佳执行者的角色，一旦他们面临做重大决定，就下意识的想要听从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建议。

　　说是建议，实际上就是命令。

　　大部分人都觉得习以为常，有了这个命令，他们就会化身为忠实的执行者，很好的完成上级嘱托。

　　在华夏，等级地位一直都很重要，在美华人本能地想要按照华夏模式来重建熟悉的社区结构。

　　人们强烈的等级意识需要一位族长的出现。

　　他的工作包括建立权威、消除分歧、主持仪式、解决问题以及谋求公共福利。

　　某种意义上，王安良在纽约的唐人街承担了“族长”的角色，这个被称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唐人街最有权势的华人，代表着华人“变成丑国人”的努力。

　　他于1878来到纽约，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穿上了西式服装，并且把辫子塞进了礼帽，甚至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白人老婆。

　　王安良被旧金山唐人街的最高管理机构“六大会馆”派往纽约，也得到了坦慕尼协会的认可。

　　他就任了副治安官，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在机关任职的华人。

　　当唐人街经营赌博、女支院和鸭片的行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王安良则成为沟通纽约腐败的市政和赌场老板之间的桥梁。

　　为寻求谋生出路的华人打开方便之门，也填满了自己和警察们的钱包。

　　坦慕尼协会对警察局的官职明码标价，唐人街经营酒楼、赌场、女支院的老板也期望警察对他们的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由于语言不通，警察无法直接向他们收取保护费，赌徒联盟约定，赌场每星期每番摊要交八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流入王安良的口袋，其余交给警方，以防他们突击搜查……

　　这一特权，每年能为王安良带来数万刀的收入，这就相当于外快。

　　排华主义对唐人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华人社区男女比例失调，城市空间受到压缩，正值发展的纽约虽然接纳了这些新来者，但是从衰退中迎来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平等惠及唐人街。

　　毫无疑问“堂斗”是犯罪和暴力冲突，四次堂斗表面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引发的，却是不同势力对日趋狭小的经济利益的争夺。

　　原因在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唐人街华人无法依赖法制、民主和“个人奋斗”来实现丑国梦。

　　当生存和安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更遑论去习得丑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成为丑国社会攻击唐人街的口实。在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华人在美国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得到情感慰藉。

　　因此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场，或是云朝雨幕的女支院之中，吸独、赌博、女票女支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型械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场也是最后一次堂斗，由于在匹兹堡的安良商会年会上的派系斗争失败，部分安良商会的人倒戈，最终引发了近十年的东部和中西部堂口的反复冲突。

　　这种流血事件让丑国报纸觉得华人野蛮、匪夷所思，常常为小事大打出手，并且没完没了，毫无法律观念。

　　但原因除了对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以外，往往也涉及亚洲社会的“面子”文化。

　　华夏人的这个观念高于法律。

　　面子与荣誉、威望息息相关，为了保住面子，决不能忍气吞声，从而导致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其实，许多移民社区中都不乏犯罪现象，1904年有三百三十四名华人在纽约被逮捕。

　　而相比之下，爱尔兰人被捕人数接近两千人，意大利人超过一万三千人，北极熊人超过一万两千人，德国人超过一万一千人。

　　这一年曼哈顿发生了六百多起命案，不过只有一个死于堂口冲突。

　　但是唐人街的恶名远超其他族裔，甚至成为吸引猎奇者来这里旅游观光的卖点。

　　这两年，公开宣战的堂斗几乎绝迹，似乎开始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视线。

　　最重要的原因是华人的生存和居住模式开始改变，同时经济大萧条也打击了堂口的经济能力。

　　华人不再都挤在勿街、披露街和包里街形成的三角区域，开始散居遍布在纽约各个区域。

　　华人的餐厅和洗衣房也更多依靠白人主顾，这都让他们不再依赖堂口这种社团组织维系生活的条件。

　　华人的生意越来越多依赖于非华人顾客的营生，他们跟随着顾客进入他们生活、工作的社区。

　　尽管番摊和鸭片一直还在，在经济大萧条和警察的打击下，堂口也无意斗争。

　　另一方面是局势的变化，某些措施让坦慕尼协会减少了对纽约的影响，市政的腐败被有效治理。

　　可以看出堂斗消失的原因是多重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华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暴力的犯罪成本过高也就逐渐消失了。

　　新一代华人在美国本土出生，他们更乐于接受丑国人的生活方式，以英语为母语，不愿意加入唐人街的派系斗争。

　　然而，东兴和安良商会这次大规模争斗还是让百姓们找到了10几年前那段黑暗的时光。

　　太惨了，太血腥了，每天都在死人，每晚都有枪响，广济堂每天都能听到中了枪伤和刀伤的兄弟在哀嚎。

　　这场斗争的恶劣影响可不仅仅来自于死人和受伤，还有舆论界。

　　好不容易平息对华人的批判，这下可好，整个纽约乃至东部的报纸都在报导这场大规模的械斗。

　　虽然《大西洋日报》在努力淡化影响，可好虎斗不过群狼，双拳难敌四手，舆论攻势形成之后，很难再扭转回来，至少不少靠一家之言能能扭转的。

　　从争斗一开始，东兴这边每天都在死人，少的时候一个两个，多的时候七个八个，到现在已经死了将近20个兄弟。

　　但他们都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

　　安良商会财大气粗，且底蕴身后，打到现在丝毫不见疲态。

　　而东兴呢，已经渐渐显露出颓势了，好再小二他们的个人战斗能力极强，经常上演1对多的好戏。

　　安良商会那边也没好到哪去，所幸他们人多，似乎看不出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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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济堂，龙爷亲自上阵为兄弟治伤，用湿毛巾擦了擦满是鲜血的手，狠狠叹了口气。

　　于情于理他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既然出现了，他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