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六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死了不少人，三位领导人周、朱、毛相继过世，当然还有唐山那二十多万深埋地下的无辜冤魂，这一切都让举国沉浸在一种无比悲痛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悲痛的氛围之中，我出生了。我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母亲也搞不清了，她只记得那一年冬天来的特别早，我出生时正赶上下“光头凌”（农村的叫法，学名应该叫“冻雨”），所以父亲望着满树的冰凌喃喃自语：“光头凌，光头凌，这小子就叫光凌吧。”于是我便有了名字——刘光凌。
生于不平凡的一年的我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为何有此一说源于母亲怀我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一条金色的蛇盘踞在屋前的老柳树上冲着她昂首吐信，而后竟然飞向天空了无影踪。听她说梦的人也都俱信其言，以为我日后定能飞黄腾达。
幼时的我顽劣异常，但母亲对我却呵护备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儿将来是有大出息的人，不比寻常孩子。”所以我在外面惹祸邻人也没人寻上家里，这就越发放纵了我的玩性，村里人几乎人见人厌，送我外号“屎壳郎”，见我都躲的远远的。
上学后，我果然不负母亲的期望，虽然顽劣依旧，但成绩一直稳居年纪第一，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是即点头又摇头，拿我没办法。父亲虽然严厉，但有母亲护着，而且我成绩又没得挑剔，他对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所有的家庭暴力都发泄给了两个哥哥。
下面我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妹妹。虽然我是一个混世魔王，但对妹妹却疼爱有加，母亲常说这世上能管住我的也就只有这个妹妹了。
一九九三年，我考上了北师大，成了全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母亲终于觉得她的梦应验了，逢人便说：“瞧，我没说错吧，我家小三就是有出息。”父亲直摇头，但脸上还是隐不去得意的样子。
其实对于这个学校我是不满意的，我内心并不想当老师，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谁知道阴差阳错班主任在我的“同意调剂”一栏里填了这么个学校竟然就录取了。我是怀着一颗无奈的心踏上去北京的列车的。
首都的繁华让我这颗不羁的心更加不安分，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已经远离了农村的落后和破败，但毕业的现实却又让我不得不正视——我属于定向生，毕业后必须回家乡当一名老师。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脚步，我收拾行囊卷起铺盖回到了家乡淮州市教育局报到。十天后，我又来到教育局，给我的答复是我被分配到了我的母校平溪县二高任教。
平溪县就是我家乡所在县，县一高在县城，县二高在平溪县清河镇。清河镇是一个工业重镇，有钢铁厂、水泥厂、火电厂、金属冶炼厂、造纸厂等许多企业。企业多就注定污染重，所以有人编了顺口溜说清河镇是“远看像个县，近看像猪圈，白天停水，晚上停电”。
回到家里，父亲得知我被分到二高十分生气，他说凭我北师大毕业生怎么说至少也应该分到县一高，就算分到市里的高中也不过分啊，看来还是家里没人啊。
母亲却没有父亲的感慨，她说：“小三如今参加工作了，怎么说也是吃皇粮的吧，比你祖上几代刨地的强多了。”
“妇人之见，你懂得什么！”父亲使劲的抽着烟，满脸无奈。
九月一日，我按时到学校报到。来到熟悉的校园，放眼都是陌生的人。
我学的是数学，就被分到高一任两个班的数学课。
高一共八个班，还没有分科。那时还没有什么重点班，都是平头班，学生都是按成绩平分到各班。我由于年龄上同学生差不多少，很快就融入到教学中去，教学效果甚好，学生评价也不错，校长李满志曾多次表扬了我，我很是受用，于是教起学来也更带劲。
高二分了文理科，一到五班是理科班，六到八班是文科班。我任了两个理科班的数学，依然兢兢业业。
一九九九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分界点。
我所带的两个班的数学成绩远好于其他班，但是我却没能继续升级教他们高三，而是被下放到了高一从头教起。我找校长李满志理论，他说：
“教学上的事我一般不过问，”他顿了一下，“不过你的教学成绩学校是看在眼里的，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至于分工问题，学校要从全局出发，教务上既然这么分就肯定有他们的理由。年轻人思想上不要有负担，只要脚踏实地把工作干好，一切荣誉、待遇该你的一样也少不了。年轻人勇于挑重担是值得鼓励的，不过九年级毕竟是毕业班，你在经验上还是稍显欠缺了点，所以嘛，下去再干两年，下一轮就有希望近毕业班了。”
“李校长，我都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了，而且教学成绩和学生评价都还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教好毕业班的。”我不服气的说。
“呵呵，年轻人果然有股闯劲，这很像当年的我。也好，你去问问常校长吧，如果他同意，我这里没问题。”刘满志笑呵呵的说。
我道了“再见”出了校长室就直接到了主抓教务的常万亭副校长的办公室。
学校的办公室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般都不关门，我在开着的门上敲了敲就径直走到常万亭的办公桌前，常万亭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看我：
“小刘啊，坐，坐……”
“常校长，不用客气，我站着说就行了，我也没什么事，就是分工……”我话还没说完，常万亭就打断了我的话：“分工的事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学校纯粹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你看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直接就上毕业班，让那帮老同志该有想法了。以我看你还是在高一高二历练历练，积累积累经验，学校的将来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啊。”常万亭说着站起来走出办公桌掏出一支烟递给我。我连忙摆手：“谢谢，谢谢，我不抽烟的。”
“呵呵，年轻人不抽烟好啊，抽烟有害健康啊，看我抽了几十年，手指是黑的，牙是黑的，据说整个肺都是黑的。”常万亭收回烟自己点上，狠狠的抽了两口，往上吐了口烟圈，很惬意的看着我。
我不知道怎么接腔，也不好反驳他，一肚子的怨言经他这么一说仿佛成了我小肚鸡肠了。
一晃又是两年，日子一如往常，我逐渐从一个踌躇满志的新人被磨去棱角蜕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油条。二零零一年的分工我依然没有进毕业班，我已经懒得找领导理论了，对于他们的嘴脸我也在工作中日渐看的清楚起来。凡是学校里有油水的地方一般人是别想染指的，没有关系的就只有走后门了。而我虽然看清了其中的道道，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虽不敢自比李白，却也不屑于与这帮宵小为伍，看清了常万亭的嘴脸我把他的“三黑”又加了“一黑”，就是“手指黑，牙黑，肺黑，心也黑。”
私底下我给要好的同事说了我的总结，他们都捂嘴偷笑，说我总结的太到位了。
谁曾想我的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常万亭的耳中，他在一次酒席上借给我碰杯的时候皮笑肉不笑的说：“我这‘四黑’校长今天来跟我们二高的大才子走一个。”弄得我当时恨不得地上有个缝能钻进去。我知道这梁子算是接上了。
二零零三年，李满志校长退休了，据说他还不到年龄，只是因为经济上不干净不得已提前退休。这几年上级领导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口号，几乎所有学校都大肆扩张，负债累累，却肥了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李满志为了保全自己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一说是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常万亭背后摆了他一刀，让他提前退休。而接他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常万亭，这更让后一种可能的可能性得到了验证。
常万亭本来就和我有芥蒂，这下子我在学校的日子就更尴尬了，我知道，这一轮我无疑又没机会进毕业班了。无欲无求则无所谓，心里也很坦然。但是，我到了该评职称的年龄了，职称对于一个普通老师来说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单是涨几十块工资的事，如果没了职称，很多地方都被划在圈外，比如，有好的学校要在下面学校选拔教师职称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门槛。我知道，凭我的关系是没希望了。
一晃又几年，到了二零零六年秋。
我要讲的故事就从这里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