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于旧有程式，也可以说是取散曲用韵之长，来补词用韵之短，使写词者不要苦心推敲韵脚，其实是从格律的角度，解放了词体。词原俗，后尚雅，在一定意义上说，谢应芳词作艺术风格是对词体原有风格的复归。

　　第四，从总体上看，谢应芳词作还具有散曲味。其词味，不是蕴籍含蓄，而是散曲式的刻露尖新，多用直说，诙谐机趣、通俗流利。如：

　　老大无人青眼，凄凉奈尔黄花。秋来杯酌断流霞，兀对江山如画。梦里去寻东老，觉来欲唤西家。山童羞说未能赊，报道点茶来也。---《西江月·秋暮简友人索酒》

　　词写秋来无酒对黄花之尴尬。老境凄凉，对花无酒，应有无限慨叹，而作者却采用散曲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方式，从内容到题目都写得诙谐幽默，尤其结句，写得神情逼肖，颇觉机趣尖新。何谓尖新，李渔说：“其实尖新即是纤巧，犹之暮四朝三，未尝稍异。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从文体角度看，词的语言虽然比诗的语言灵动，但是在人们传统观念中，词忌讳纤巧。刘熙载所谓“含蓄”，谭献所谓“柔厚”，冯煦所谓“幽涩”，陈廷焯所谓“沉郁”，况周颐所谓“重、拙、大”等说，皆言词之语言与意境当含蓄朴厚。曲则不同，“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散曲尖新的意境往往就是通过这些语言表现出来的，谢应芳的词，也习惯运用这些“与街谈巷议无别”的尖新之语，故而很多作品意境颇有散曲味道。如下面两首[点绛唇]词：

　　古往来今，何人不道闲居好。忙多闲少。应被青山笑。蒲柳衰颜，我独惊秋早。茅斋小。几番掀倒。风雨都湿了。

　　海上归来，鬓毛枯似经霜草。薄田些少。茅屋园池小。三子犁锄，三妇供苹藻。村居好。兔园遗稿，是我传家宝。

　　这两首作品，除了一处用典之外，其余全部都是生活中大实话，也就是李渔所说的“耳根听熟之语”，而就是这些大实话，写出的意境却是尖新的，特别是两首词结句，前者“风雨都湿了”，表达了家贫屋破的无可奈何之状，屋漏偏遭连阴雨，作者心情是沉重的，一般来说，应该写得很酸楚，但却用这样一句很平淡的话来表达，突现了作者苍凉无语的心态；后者“是我传家宝”，也是一句极俗语言，却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志趣。作品就是运用这些生活中的熟语，起到了画龙点睛似的作用。

　　谢应芳词在语言和表达方式上的散曲化，其原因应该不是单一的。首先应该是散曲和词互动的结果。谢应芳所处的时代，散曲这一艺术形式，通过文人磨砺，已经逐步雅化，用语的选择，表达方式的运用，意境的创造等方面，与词很多相通之处，词与散曲文体界线被模糊和弱化，当时有很多词人，也兼写散曲，谢应芳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在词的创作中，不可避免会渗透散曲的表达方式，在散曲创作中，也不可避免运用词的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艺术创作中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其次，还与作家艺术追求有关。谢应芳在[水调歌头]《再和寄酬袁子英萧寺》词中说:“多谢寄来双鲤，白雪阳春数曲，为我和巴讴。”此处他用“阳春白雪”来比喻朋友诗歌，而自己艺术趣味是“巴讴”，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是象民歌一样通俗风格。其中或可能有作者自谦成分，但也应该是表明了他的艺术观。另外，谢应芳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中说：“前朝士习雕虫巧，先生词章风格老。”[6]说明他对元末的工巧诗风并不满意，而是赞成自然老成风格。所以我们说谢应芳词的散曲化，既是文学时代风格造成的，又是他自己艺术追求在词创作中的自然表现。《明朝历史人物》

　　危素［明］（1303年至1372年）字太朴，号云林，金溪（今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一作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参知政事、翰林学士。

　　危素4岁开始读书，15岁便精通《五经》。他曾拜读于吴澄门下，并尊李存为师。吴澄对他十分赏识、大力引荐，得以广交文学名士。当时范椁、虞集、揭奚斯等人对他渊博的学识也很折服，另眼相待。

　　元朝至正元年（1341），经大臣引荐，出任经筵检讨，负责编修宋、辽、金三朝国史及注释《尔雅》。书成后，顺帝奖给金银和宫女，他不接受。五年，改任国子助教。七年，改任翰林编修，他负责编纂后妃等传和宫廷纪事，苦于没有现成资料，便用自己的俸金买动宦官和皇亲国戚，向这些人打探后宫有关情况，详细询问，亲自笔录，得以成史。十一年，升为太常博士，后任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大司农丞。十七年，升礼部尚书。十八年，参中书省事，专任甘肃平章事，总西部兵马。他整治边防、任用贤吏，安抚边民，力图中兴，深得皇太子赏识，称他“澄清忠义，清白起家”。不久，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中书左丞。

　　至正二十年（1360），官拜参知政事。他“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亮河北岸）宫殿失火，顺帝下令重建大安、睿思二阁。危素以民间疾苦，苦谏不要大兴土木，并亲自到河南、河北、江淮一带发钱、发粮，赈救灾民。二十四年，为翰林学士，奉旨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后弃官，隐居房山达四年，潜心史学著作。

　　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朱元璋部攻入大都，危素感到国破家亡,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明洪武二年（1369），危素被任为翰林侍讲，与宋濂同修《元史》。朱元璋多次召见危素，询问元朝兴亡缘由，并令其撰写《皇陵碑文》。不久，危素被劾，罢官一年。后官复原职，兼弘文馆学士，并赐小车，免朝谒。太祖常赐酒宴与诸学士，并有诗词酬唱。危素呈诗虽在最后，往往独得太祖称赞，说危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此时，危素已70多岁。皇帝对危素的宠信，引起某些大臣的嫉妒，御史王著等屡进馋言，说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应重用，危素被谪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令守元臣余阙庙。五年，卒于和州含山县寓所，享年78岁，后归葬金溪高桥。学士宋濂为其撰墓志铭。

　　危素身经两个朝代，都曾任过大臣。但他是降臣，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忠君思想，对其并不放在重要位置上加以宣扬。《明史》和历代编纂的《抚州府志》和旧《金溪县志》，只将他放在“文苑”中予以介绍。其实，他在史学领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宋、辽、金史本是危素执笔编纂，却被署名为元朝宰相脱脱主编，他成了次要人物。危素博学，善古文词。其诗歌创作在元末地位较高，影响较大。

　　他的诗气格雄伟，风骨遒劲，诗作收集在《云林集》2卷中。他的散文被誉为元代一大家，有文集《说学斋稿》4卷。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此外，还有《尔雅略义》19卷，以及《草庐年谱》、《元海运记》等。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危太仆**花》杂剧1本，王国维疑为危素所撰。他还精于书法，其书写的片纸只字，人们都爱珍藏，是元代颇具代表的书法家。代表作有朱元璋《御制皇陵碑》、《跋陆柬之书文赋》、《义门王氏先茔碑》、《蒲城王氏祠堂碑铭》、《陈氏方寸楼记楷书卷》等。其中，《义门王氏先茔碑》原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上王乡，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记录了五代时期就以“孝义名于乡里”的东苇村王氏家族变迁与行孝并被朝廷表彰的历史，由“一代宗师”欧阳玄撰文，赵期颐篆额，危素书石。该碑已失，但文被四库全书收录。《蒲城王氏祠堂碑铭》原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上王乡，元代立，记录了东苇村王氏家族爱国重教、乐善好施、躬行礼仪和人才辈出的历史，也系欧阳玄撰文，赵期颐篆额，危素隶书。该碑现藏蒲城博物馆，也被四库全书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