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糟透了。不久前发生的“二百风波”使汪凡的形象大为失色。似乎所有的领导都冷淡他了。那天在厕所碰到市长，市长正在系裤带，双手不空，口里咬着一本《求是》。汪凡很尊重地喊了市长，市长微微点了点头。汪凡明知厕所不是热情寒暄的地方，也分明看见市长嘴巴被《求是》占着，但总以为市长对他不如以前那么满意了。那次大便足足用了三十分钟，若有所失地走出厕所后，仍有便意，很不舒服。

　　真是祸不单行，工作上偏又出了个差错。向省**打了个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汪凡校对的，报省**误作了打省**。市长拍着桌子，叫道：“今天打省**，明天还要打国务院！真荒唐！”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汪凡真想大哭一场。

　　偏偏这时，一位大学同学寄了一本散文集来，曰《夏之梦》。这更勾起了他的无限烦恼。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是一块儿玩创作的，人家现在出散文集了，出诗集了，有几个同学的小说也出了多人合集。自己呢？正儿八经地当了几年御用文人，成就在哪里？居然也那么鄙视过这些搞创作的朋友。

　　简直无法给寄来散文集的同学回信！他提起笔来，脑子里像钻进了许多蚊子，嗡嗡乱叫。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写上几句，又捏作纸团丢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了几年衙门文章，现在连写封稍稍儒雅些的书信都不能了。语言已丧尽了灵气，十分刻板。

　　一连几天，他有空就翻同学的散文集。这位老兄的散文清丽、空灵、舒展，汪凡看了几天，便满脑子的白云、山泉、翠柳，如丝如缕的温馨。

　　这本散文集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让他心静如水。兴致好了，便翻出自己前些年创作的诗和散文，有发表过的，有一直沉睡在抽屉里的。缪斯的光环似乎又辉映在他的头顶了。摊在案头的件件作品在他的眼里成了游动的精灵。原来我汪凡天生就应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创作的，干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此念一出，便感到自己虚度了这几年，很懊丧。

　　以后的日子里，他工作上勉强应付，倾注全部精力写诗。那些古板的机关材料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了狗屁不如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很可笑，好像死心塌地迷恋过的美人儿，最后发现竟是一个丑八怪。这几年自己居然也写这样的文章，居然也为了成为大手笔孜孜不倦，简直辱没了仓颉。那些东西，千篇一律地在什么什么领导下，什么什么支持下，什么什么配合下。一个材料，开篇至少三下，三下五除二，算啥玩意儿？

　　汪凡潜心创作了一组诗，曰《痛苦的方式》。写得很绝，把自己感动得在郊外转悠了一个星期天。他想，这样的诗作如果不发表，中国没有诗了。

　　果然发表了，在本市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汪凡为了扬眉吐气，很方法地把自己发表诗作的事在同事们中间张扬了。同事们敬而仰之，他很快意。

　　一天，马主任很严肃地找汪凡谈了话。听说你写了个诗，叫什么痛苦。业余搞点创作，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影响工作。但格调应高一些。领导很器重你，同事们也很关心你，有什么痛苦的？领导批评你，也是为你好，要正确对待。有人说你星期天经常在外独自散步，有什么想法，可以向组织反映嘛。唉，现在文学界也不讲方向性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自由化怎么能不泛滥成灾？

　　汪凡解释说，我那诗作，并没有政治问题。痛苦嘛，在有些时候，是一种很高尚、很纯洁、很美丽的情绪。

　　没等汪凡讲完，马主任莫名惊诧了，什么什么？痛苦也美丽？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很笨拙，怎么同这些人谈文学的审美情趣！为了尽快收场，汪凡立即表态，一定接受领导的意见，有时间的话，创作一些健康的有益的作品，热情讴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那就对了。”马主任满意了。

　　汪凡果然才气不凡，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有诗作和散文发表。

　　张大姐有天提醒他，最好用笔名发作品，不然影响不好，会有人嫉妒你，讲你不务正业。汪凡不听，心想，就是要扬扬名，让那些王八蛋不再小觑自己。果然有同事递了消息，说某某领导对你搞创作有看法了。汪凡也并不在意，俨然傲骨铮铮。你当你的官，我写我的诗，互不干涉。当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李鸿章讲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当官，你那个官我当不像？我来当的话，肯定比你出色。可我的诗你写写看！我搞创作，充其量也就是晚上不打麻将。你们天天晚上玩麻将，那才是玩物丧志！

　　汪凡感到自己很潇洒。人哪，就该这么潇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以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