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总体环境最好的洪武时期，礼部的官员曾向朱元璋提议设置武学，开始进行武举考试。可是朱元璋主观简单的认为，这会造成“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的结果。
这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天子表示“三代之上古之学者，文武兼备”，而“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所以明朝的开国皇帝，坚持反对自己国家武学的设置。（注一）
朱元璋对武学没有好感，也许和宋代武学的前车之鉴有关，因为前代宋朝的武学并没有搞出什么好成果来。
而且当时明朝国内也需要大兴教化，稳定各地的社会秩序，结果明代的武学没能在最好的时间段里诞生。所以朱元璋就这样放弃尝试，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太过可惜。
那么在洪武时期，明朝是如何培养军事人才呢？
在明朝立国之初，凭借着一大堆经过战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挑选，自然就会有一批本领过硬，军事素质不凡的军官集团。
虽然他们之中的人，大部分可能是文盲。缺乏文化修养的这些军官，也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的军事教材。但是他们在教导自己子侄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自己的战争经验，也能替明朝卫所培养出一些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人才。
再加上洪武时期通过严格的比试制度进行抽选，继承武官的新一代卫所子弟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他们为了顺利继承珍贵的世袭武职，只能认真锻炼他们的军事技能。
同时朱元璋还运用严酷的法律约束武官集团，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军人子弟的骄惰风气。当时明朝卫所的内部环境是“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了手，蹴圆的卸了脚”。（注二）
所以明初的卫所军还是具有一定素质，可以应付当时周围的各种军事挑战。但在明初那一批老兵都去世以后，这种培养人才的机制自然就没有以前那么有用。再加上世袭武官在后来的日子里日益不值钱，原来比较尚武的环境也逐渐崩溃。
而正统初年设置的两京武学，虽然没有像各地的卫学一样，成为完全教授儒学的场所。可是两京武学却也是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军事技能的教育反而沦为了更次要的存在。
两京卫所使用的教材是《孝经》、《忠经》、《小学》、《论语》、《孟子》和《大学》，以及《武经七书》、《百将传》、《大诰》等书籍。其他的教学内容就是要求武学生每天写一百个字，每五日一次由教官领到城外练习弓马。
这样的武学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能有多少人可堪一用，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而更可笑的是，这种武学培养出来的预备军官，对自身的短板缺乏足够认识。其中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看不起边军那些从最底层打拼起来的大老粗。
先不说他们学习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能对实际的战争有什么用处。即使是《武经七书》这种明显偏军事哲学的东西，他们也多半当成死记硬背的考试用具，而不去理解这些先贤遗产留下的核心意思。
如果仔细对这些预备军官进行考察，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连断句都可能出错。这些人在武学里的学到的东西，能指望的或许只有他们不是文盲了。
这种东西在张孟诚后世人的眼光下，自然是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他认为明末的大批流贼中，较为常见的一些孩儿兵，虽然在文化素质比不过朝廷的武学生。但是要说起冲锋陷阵的本事，绝对会比这些眼高手低的武学生高出不少。
当然张孟诚的评价也可能太过苛刻，他对于明代军事教育机构的要求过高。毕竟要达到后世军校那种程度，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是后世的军校，也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点一滴不断地积累起来的。而且也不是明朝所有的军事教育机构都是如此，还是有一些算得上比较专业的武学设置了起来。
比如在隆庆年间，由戚继光等人强烈要求朝廷设置的遵化、永平、密云三镇武学。这些有些类似于近现代军校的武学，教学内容很有针对性。而且有戚继光等不少具有过硬军事技能的人才在，这些武学的师资力量也有一定的保证。
戚继光主张武学分为四个专业，一是侧重于军事理论和谋略的韬略，教学内容自然是《武经总要》和孙吴兵法等传统兵学经典教材。
二是武艺，也就是各种武器的使用和训练方法，刀枪、弓弩、火器都有。三则是胆力，多是一些扛鼎、举重和臂力的训练。
第四个就是杂技，是一些具体的战法和辅助性的知识，如天文气象、火攻水战等一切可裨军机的东西。
而且三镇武学不只是军事技能的培训，要比两京武学要好上不少。在武学本身的管理和武学生的考核上，同样做的相当严格。
首先学生在物质上，有较为优渥的供给待遇，而且供给标准会按照学生的表现划分为三等。每年年终进行考核，优秀者升格并且给予物质嘉奖，不合格的人则是降级甚至赶出学校，并且还要追回之前免费供给的钱粮物资。
而武学生的出路方面，在武举之年自然可以像两京武学的武学生一样参加武举考试。即使不在武举之年，也可以被武学推荐给地方的督抚，由督抚抽选人才调派到地方进行实习。如果他们确实是才能比较出众，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推荐，最后上报中央作为储备的将才进行管理。
三镇武学的出现确实很令人振奋，只是可惜时局变化，明廷的威胁从蓟镇之外转向了辽东。之后张居正被清算，戚继光被调离，三镇武学逐渐陷入了衰落。
同样感到可惜的张孟诚，就是打算借鉴三镇武学，在金鼎山设立一所真正有用于战阵的军事学校。而且教学内容要更加的严格和细化，除了要严格训练各种武器的运用，队形的演练以及骑术、信号等其他军事技能外，军事技能的教学时间也要大量增加。
对于实际上并没有多大作用的儒家经典，张孟诚打算去除掉其中大半。替换成更为纯粹的军事理论教学，统一改教识字、算术、制图、后勤、军制和战术等知识。
而繁琐的武经七书等传统兵法，张孟诚也打算择优收录。等到孩子们有更牢靠的知识基础，才会再通过原文记载和白话文并列的方式进行教学。
据张孟诚观察，明末这个时期的明军官兵虽然也有些认字的，但是文盲还是占了绝对多数。即使是一些世袭军官，他们之中也存在相当多的文盲。偶尔有一些认字的，也多半是背一些之乎者也的儒学典籍，与战争毫不相干。
即使找到几位看过一点孙子兵法之类兵书的人，大多也只是会背几句死书。很多时候他们连背诵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人对于兵法里朴素的唯物知识并不重视，反而对于兵书上的迷信糟粕视为兵家秘计。
像是烧香制作神符念咒刀枪不入，练什么避箭法需要注意保持的奇怪习惯，还有就是斩鸡头预测吉凶等等。这些事很多次让张孟诚以为遇上了义和团那样的神棍，而不是护卫大明江山的官军。
当然这也和张孟诚接触的明军军官太少，研究对象的档次太低有关。像张应昌、杜文焕那种武官的等级，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不过这两名明军骁将也是因为身处边地，迫切的军事环境以及自家的一些家学，才造就了他们自身的军事素质，并非是靠朝廷的系统培养。而且在见识过他们的一些战斗后，张孟诚认为他们的水准总体上也并没有多高。
没有良好的军事院校批量保质的生产军事人才，明朝也就只能在军事人才的选拨途径上多下功夫。
战场上不时有些骁勇的将士出现，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能应付一些水准有限的敌人。凭借着他们勇武的冲锋，组织度极低的内地叛贼多半难以招架。
虽然明朝的武学并不给力，所以它发挥的功用更多的是保障向朝廷的武举，定期提供大量识字的应试人员。
从这点来看，与明朝武学配套的武举制度，反倒是发挥了军事人才抽选机制应有的作用。一些杰出的人才脱颖而出，在大明的国防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在后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武举录取者，就是戚继光这位写下《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的兵家大师。
戚继光作为卫所系统里的世袭武官，他也看不上大明的武学教育。生活并不宽裕的他反而是靠自身努力，才积累起了扎实的军事基础。之后在北京举行的武举会试，他借助自己独到的见识才一鸣惊人，同时为自己未来的四处征战，跨出了比较完美的第一步。
而且不只是戚继光，根据张孟诚对延绥镇和陕西其他边镇武官的了解，有不少知名的武官都是从武举这条路被选拔出来的。所以武举这东西对于明朝的政府和民众来说，确实是一个还算有用的系统。
这也是张孟诚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他打算亲身尝试一下这项还在发挥效用的机制。虽然大明的武举不时有作弊现象出现，但是它确实是一条理论上可行的上升门路。而且有武举的激励，山寨学堂里的孩子们也能有更多的动力好好学习知识。
PS:注一：出自《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三。
注二：这段割舌、断手的处罚记载，出自《图书编》卷八十五的《武职荫袭》。在里面还有具体处罚事例的记载，“府军左卫千户虞让男、虞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龙江卫指挥伏颙与小旗姚宴保蹴圆，卸了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