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以德治国

　　抛开了心理负担，我坦然的扶几而坐。静静的听他们相互谈话。

　　管宁先呈上他编录的四书五经，让各位指正。那时代，书籍多数都是手工刻录在竹简上，或抄录到刚明的纸上，难免错误很多。个人收藏版本不同，书内的文字也不同，所以要说谁的版本更正确，很难。

　　争论不久，已显出在座的学问高下，激烈处，只有田丰沮授还在与管宁相互辩驳。其他人，只能在他们说的符合自己心意时，拍着大腿以示赞赏。独有我，对这种拗口难懂的古文，听得昏昏欲睡。

　　田丰看到了我的神态，他对这个管宁称之为“主公”的人似乎很感兴趣，趁话语的间隙，他向我问：“玄德公认为此句该当何解。”

　　我？我对这种寻章摘句的工作不感兴趣，但我又不能明说，只好打着马虎眼：“诸公所言皆有道理，不如我们再出一书，将各位所言都注录到上面，让世人知道此段文字的各种解释，如何？”

　　沮授立即言词激烈的说：“如此一来，世人如何知道什么是正确解释，什么是歪理邪说。”

　　唉，我哀叹，“干吗非要分出对错来，这些书籍都是前人所录，前人录书时自然认为这样写是对的，它们也因此流传后世几百年了，除非我们有一部原版的书籍来指正谬误，否则，不如把这种种说法都录之典籍，以免后事之人因各位偏见而见不到书的全貌。”

　　众人想了一想，点头称是，这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既然争论告一段落，沮授开始低头打量起书籍来：“管公此书似乎不是手录所得，全书毫无墨迹，不知用何法将字录在纸上。”

　　管宁微笑不答，田畴接口说：“我家主公……”才说了这几个字，我就感觉到身旁管宁的手一动，似乎掐了田畴一下，田畴立即尴尬的把剩下的话咽到肚中。

　　好家伙，谁说贤人没有心眼我就跟他急。管宁之智不下于孔明，现在汉朝廷威权不彰但余威仍在，管宁仁人，他肯定没有造反或独立于朝廷的想法，但想到官吏的贪黩，他也不禁自觉的掩护起由流民所建的理想国度——出云城。确实，现在不是暴露出云城的时机。

　　众人都盯着田畴，等他把话说完，田畴深悔失言，由不堪忍受众人的目光，只好暗暗的拉拉我的衣襟，希望我出面说话。

　　管宁深深的看了田畴一眼，田畴立即畏缩的稍稍蜷起身子，接着，管宁也拉了一下我的衣襟，示意我开口说话。众人注意到了他这一举动，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脑海里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口解释道：“此书是铅字印成，将幼安所书的字用铸成铅字，再拓印在纸上，就成了此书。”

　　我此话一出，立即引来了一片赞叹声。大家都没有觉，我话中刻意隐瞒了书籍的印刷地点和这种印刷方法的明者。

　　为了不让他们继续问，管宁立即接着我的话说：“宁此行，特为编撰一部圣人所倡导的德化之书而来，我想四方征集名士意见，我家主公曾言，沮公是当世智者，所以我来府上问一下，沮公对儒人之德有何看法？”

　　沮授立即惊讶的说：“我居住在乡间，名声还没有传出1德公怎么知道我的贱名。”

　　这到让我不好说了，我总不能说我是看三国志后汉书，从而知道你的大名的吧。所以我只好微微一笑，含糊的回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转过头，我又对田丰说：“我们本打算下一站去巨鹿拜访田公，幸好在此处遇到你。”

　　田丰立即拱手，满脸荣幸的说：“岂敢岂敢。”

　　我也向沮授问出了我的疑惑：“刘备，不过是一个涿县野人，沮公怎么会知道刘备贱名。”

　　田丰抢先回答：“玄德公还不知道吗，自去年冬日，幽州牧刘虞与幽州长吏、中郎将公孙瓒相互上表，互相攻击，朝廷为此专门派人去幽州调解。不过，两人表中对玄德公都倍加夸奖，玄德公师傅王越也在洛阳为你解释情由，洛阳小儿也知玄德公仁德之名。我们岂能不知。”

　　哦，看来我的洛阳造势行动已大获成功，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跟派往洛阳的人联系，造成我的消息闭塞，实在是失误。

　　我略微谦虚了一下，话题接着继续，沮授皱着眉头说：“圣人曾说：治乱世用重典。此时灾荒四起，朝廷卖官鬻爵，增赋加税；宦官朋比为奸，擅权祸国；忠臣贤士不得进用；地方豪强为非作歹；民不聊生，四处逃亡。值此大乱来临之时，讲德化众人，岂不是宋襄公之仁”。

　　管宁皱皱眉头，“修己治人”，“内圣外王”。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治理天下的德治主义，是他一直以来的主张。《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沮授的否定让他大为不满。

　　我却暗暗拍手，不愧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人，早已看出天下大乱即将来临。一个社会越是道德沦丧，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就越强调道德，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规律。

　　中国的文化包括两部分，即中国人的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中国道德也分为两部分，即应然道德和实然道德。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应然道德，只是“中国文化”的边缘部分，它其实不是实际存在的文化现实。

　　大全部中国人都生活在正与儒家道德训戒相对立的实际道德生活里，这种实际存在的道德状态和平民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中国文化的真相，这也是可怜的仁义道德的待遇。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权者可以大力倡导反腐倡廉，但是他的孩子就可以拿着别国的护照，躺在别国的沙滩上晒太阳。巨贪们做起反腐报告来，可以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他背后贪污起来，却令人瞠目结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巨贪所倡导的道德，只是一种应然道德，大家应该如此行事，至于巨贪自己，实际上是否照此行事，那还得看另一套道德标准——实然道德标准才是他们实际上的道德准则。这或许就是号召学雷锋的人，喜欢在别人奉献后，自己索取的原因。

　　很多汉学家在中国都遇到了这种矛盾：为什么这个礼仪之邦，竟有如此之多的百姓如此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其实这是他们片面迷信儒学教条的必然结果。

　　当然，儒家思想体系堪称博大精深，不能否认，数千年来它对国家的团结稳定、民族的和谐相处、为人的道德修养都起着正面作用。

　　但是，依照“人定强制秩序”的儒学对待社会的态度，在乱世中只讲求以德治国，那只会加重灾难。

　　不过，管宁是我的属下，我不能让他受窘，况且这个话题一开，又不知争论到什么时候，也许争论个两千年不成问题，我却等不了这么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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