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木筏，漓江上的竹筏，黑龙江上的桦树皮船，青藏高原的牦牛皮船，九曲黄河沿岸的羊皮筏等等，这些东西相信同学们都不曾听说过吧。那都是华夏范围内最早的船只。”

　　同学们期盼已久的讲解虽然开始，但是苏炳炎的这一翻列举，却让他们顿时觉得这其中的道道非常之多。

　　果然就听苏炳炎继续说道：“这些船只出现在技术还相对落后的原始时期，那个时候的物质积累也不算丰富，因此条件相当刻苦，古代先民们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制造出这些工具来，这就充分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了挑战大自然的旅程。但这个旅程注定是十分艰苦的，从传统的结构上来看，当时制作出来的水上交通工具基本上都是结构简单的舟和筏。而技术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恐怕已经有很多人看不上这些小小的交通工具了。”

　　听苏炳炎这样说，底下不禁传来一阵陌生，虽然说凡事都是从无到有慢慢出现的。但相对于他们祖先们做出的基础贡献来讲，现在的科技越发达越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就越意味着祖先的工作是那么的艰苦而又重要，这不禁让他们向儒学者们一样敬畏起了他们那神圣的祖先们。

　　不过苏炳炎刚才就已经说了，学习祖先要学习他们的精神，但不能重复他们的轨迹，那样只是抄袭祖先，而不是像祖先一样开拓新的领域。因此也有人支持yy的拿出了反对的观点，认为崇拜祖先的同时更应该效法祖先，而不是在这里说些空话。

　　他的这番言论立刻引起了周围同学的共鸣，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似乎有些多此一举的，像他们的祖先崇拜泼了一盆冷水。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所谓的黄帝并不是船只的发明者。对于水的浮力的解释，不同的地方都有着类似的发现，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的，他已经为我们制定了物理定律，能够发现并利用它的人便会变得强大起来，如果没有能耐做到这一点，没有本事去理解自然的法则，自然也就无法将自然规律运用到平时的生活甚至战争当中去。”

　　这方法就更加细致的阐明了模仿祖先精神的道路所在。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号召大家学习祖先的精神，既不能坐吃山空也不能抄袭祖先。而祖先们的精神最为实际的道路是探求这个自然当中的规律，并把它们运用到平时的生活和战斗当中来。

　　虽然大家还不能理解这其中的奥秘所在，甚至有人当即提出了疑问，说两种体系之所以强大起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他们更了解自然规律嘛，在这方面他们是感到疑惑的，因为凉州岐岐的战术器具虽然精良，但是那些与自然规律，好像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苏炳炎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淡淡的说道：“这位同学，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船只，如果讨论生产力的话，我另有一些理论可以和你交流，不过对于某些自然规律的二次运用，的确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想象力或许就是促进我们工具丰富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点在我们的发展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着重于此而忽略了对自然的探究，必然让我们走向歧途。”

　　“在这方面传出的进展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我国的船只发展之迅速是周围其他文明无法相提并论的，除了在先秦时代的遥遥领先之外，我们在后来的发展当中也从不落后，虽然说秦朝那个短命鬼，并没有将春秋时代遗留下来的楼船，做大规模的发明，但同时期的西方大秦帝国亦不曾在这方面有多高的建树，他们只是将柏海当中的桨帆船，充分利用了起来。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在战争当中充分意识到了船只的重要意义，而我们一直到了武帝时期，还将这一点重视起来。”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大秦帝国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海岸线总体上是向海洋方向突出的一块弧形，这让我们虽然三面环海，但找不到海对岸的落脚点，因此还并不能成为我们对外发展路程上的重要途径，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是不得不进行冒险探索的，但我们目前探索的成就非常之少，因为周围散布的岛屿，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样好找，因此我们除了从山东找到了浙江这样内部的发现之外，向外的拓展都还需要时间。”

　　山东浙江这样的称谓，当然是从凉州体系传出来的书籍当中学来的，因此苏炳炎在这里并不需要避讳什么，反正在场的许多人在最初接受地理教育的时候，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只不过他们这里山东的概念非常之大，几乎包括了河南河北和江淮的一部分，至于后世概念上的山东省当然也不可能不在其中。

　　而从山东的胶东半岛出发，前往浙江的这条海路很有可能是莱州和登州地区最早的海外发现。但他们找到的地方却是自家后院，不过这些航线应该是十分熟稔的掌握在航行者手中的。

　　要不然后来的勾践北上攻打齐国等地，也不会想到将自己的都城迁到后世位于青岛境内的琅琊附近，这个琅琊并不是魏晋时期的琅琊。而是当地的一座著名山峰，秦始皇登基之后，也曾经在这里进行过祭祀活动。至于后市的那座广为人知的琅琊山，则是这名著名海边山峰的复制品，或者说是山寨版的，但是山寨版随后因为欧阳修的一篇文章而显得更加有名，以至于人们已经忘了秦始皇曾经击败过的那座琅琊山。

　　后世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十分浅薄的，对历史地理的认知更加浅薄，即便到了，他们的数据当中提到越国曾经的都城琅琊时，也会顺带写上一句今山东临沂境内，但实际上当时的越国所迁往的都城的，从地图上看明显位于青岛和境内，而位置上则和那座琅琊山无比接近。

　　相较于山东临沂来说，这个位置显然更加靠海，因此监督的过程也证明了对这条航线的熟悉程度，从而言之，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海外的探索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值得探索的标的物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样丰富，或许北方对外看所的成就甚至要远远超过了南方，因为它们的旁边就是辽东半岛，朝鲜半岛，鹰与鸡同样也不远的倭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方与这三个地方的往来很有可能早就已经开始了，甚至在这三个国家的早期发展当中，从山东半岛迁徙过去的人们起到了不同凡响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说法现在是缺少证据支撑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历史的发展很快的证明，即便在之前更加古老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没有和这些地方建立往来关系，实际上这个概率在当时的航海条件看来已经是很小的，但是后来在北方政权的鼓励之下，当地的百姓还是很快参与到了海外的探索当中。

　　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出现对当时外部政权的描写，要知道这可是比较早出现在历史记录当中的外国地名，而能够在历史当中留下痕迹的，一般都是比较能够引起朝廷重视的存在昨天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这一点即便到了21世纪也没有改观。因此可以判断的是，民间关系的往来，早就已经是北方与这些外部地方的联系纽带。官方历史书的记载，只是后来发展到了不得不引起官方重视的地步而已，但这也充分证明早期我国海外的探索主要还是集中在北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南方人不会使用船只——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笑话——而是因为南方的海陆探索，在自然条件上更加苛刻一些，而在地理条件上则更加显得茫然，因此出不了能够出现在历史记录当中的重要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充分的证明了我国的地缘政治因素严重限制了我国在某些领域当中的探索精神。

　　地缘政治因素在当时看来还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但到了21世纪，几乎可以被用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毛病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这个经典的农业社会的确受到了严重的地缘影响。

　　比如说那个崛起的地中海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取得了地缘上的优势，不同于中国沿海向海洋凸出的大致形状，地中海的状况恰恰相反，它是海洋向陆地的突出，他几乎是个四面包围在陆地当中的海洋，如果忽略掉直布罗陀，那其实并不算重要的宽度的话，或许他应该被称作湖泊，更为合适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问他是不是与大西洋连接在一起，都不能妨碍希腊文明在这个巨大的澡盆当中游泳的事实。

　　希腊文明偏向地中海的东侧和大西洋出海口，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在文明发展的高级也不需要大西洋提供支持，相反那个其实远没有太平洋广阔的世界第二大海洋，直到11世纪才被欧洲人利用起来，而且这个利用者还是北欧的海盗们，并不是南欧的那些探险者，或者是后来西欧的那些强势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的发展只能说是在附近海域积极探索远方陆地，并且慢慢积累起来的结果。

　　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便是因为它在陆地上是小国寡民的，而他在海洋上却拥有着丰富的探索选择，无论是西边的意大利半岛或者是东边的其他什么地方都对它形成了相当好的发展空间，即便是南边的埃及，西南方向的小亚细亚地区，也都充当着后来类似的作用。

　　所以他们的海洋事业发展得相当迅速，而这也只是建立在他们小国寡民的格局时代所养成的简单民主制度之上，简单的民主制度让每个人都拥有发挥自己才智的地方，因此那些造船健美和各种学者们在海洋事业当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在那个简单的时候人们对于学问的理解也是相当简单的，甚至询问内容本身也是相当简单的，即便是地理学之父，也不见得能够拥有多么雄厚的知识底蕴。

　　这种简单而又务实的行文风格，在后来可以说是为文艺复兴甚至近代科学的发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没有那么丰富的实践活动之后，只好在枯燥的农耕活动之外，慢慢的陷入到毫无理由的冥想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个文明出现了巨大的分野，他们后来的演化方向也因此而出现了极大的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而这就恰恰是牵强附会之处了。

　　至少不能将之全部归类于地缘所造成的不同。

　　其实后来的华夏律师，原本可以向着蓝色文明继续发展但他们却果断的放弃了走上那条路，难道这也是地缘因素造成的吗？

　　愚蠢的满清政府是造成这一失败原因的第一祸害，阿尔甫拜和皮皮的大明政府也不全然无辜，虽然隆庆开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外关系的基本形式使得民间的探索航行迅速的恢复，但绝大多数人都执著于近海贸易而丢弃了宋朝便已经鼎盛无比的远洋贸易，而那个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春风早就已经到来，新大陆已经发现了五六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之下，葡萄牙人，河南人，西班牙人相继出现在了中国沿海，他们已经占据了中国沿海通往其他航线的重要中转补给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商人们不得不和这群人做买卖，而他们给出的价格也让中国的商人们满意一群白银贫困国家的商人怎能不对墨西哥的银元感兴趣？

　　这就是时代的不幸了，如果执行这个开海政策的不是隆庆皇帝而是正德皇帝，说不定历史将会出现巨大的转变，可是这样的假设已经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