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非大声地回答了一声：“是！”然后命令整个直升机编队：“全队注意，起飞，在空中完成编队，然后跟着我，向赣北飞行。”

　　张非的01号直升机开始起飞了，先是加大了油门，螺旋桨开始了慢慢的旋转。直升机螺旋桨下的尘土与枯叶又开始搅动了，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然后是螺旋桨叶越转越快，飞行器的桨叶产生了巨大的风力在和直升机的重量抗衡着。当达到了一定的力量之后，直升机开始了慢慢的上升。

　　同时尾巴上也有一个小小的风叶，在维持着直升机的平衡。

　　上满了特战队员的直升机，就在空中盘旋等待，等12架直升机全部升空后。全体直升机油门一加，在向上拔高拔高，在拔高到4000米的高度后，才头一低，尾巴一撅，在领航员的带领下，排成了一字长蛇阵，向着东方赣北的方向飞速前进。

　　直8直升机最大的飞行速度为一小时315千米，一般的飞行速度为一小时266千米，它的最大航程为830千米，最高能飞6000米。

　　韩行叫直升机保持在4000米高度飞行，飞得越高直升机越安全，但是高空中空气稀薄，怕战士们受不了。

　　直升机的夜航灯全部亮了，也是左红、右绿、尾巴白。后面的直升机根据灯光判断着自己的位置，要是三个灯都看到了，那就差不多了。真要是光看到绿灯了，那就是飞到前面飞机的右边了，赶紧调正着方向。

　　要是飞得低了，日军的飞机突袭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军的战机没有夜航能力。但是遭到中国军队的误伤则是可怕的，真弄不清哪个瞎眼的，看到头上有灯光，飞来了飞机，朝你开上一炮，或者打上了一阵子机关枪，误中了飞机，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理哪！

　　每架直升机的两边门上装上了两挺12.7毫米重机枪，用以自卫。韩行早就下了命令，如果有谁胆敢朝着直升机开火，那就坚决还击，格杀勿论。

　　战争时期，没有道理可讲。

　　由于警卫连都是从特战营出来的，又都受过伞兵空降的严格训练，所在在相对平稳的直升机上，警卫连的战士们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不适应之处。

　　而韩行的脑子却在急速地转动着，直升机究竟应该落在何处，第一仗究竟应该在哪里打？

　　此时，国军的32军为了避免被敌人围剿，已经撤出了高安。而潘小安早就得到消息说，薛岳得知高安失守后，严令第32军夺回该地，同时派第74军前往增援。

　　韩行的脑中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是不是就协助着32军夺回高安，如果高安要是收回，就在敌人的侧后形成了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日军106师团的侧后安全。

　　韩行立刻叫张非飞机上的通讯器材联系南征军司令部，叫司令部设法和32军取得联系，要协助他们反攻高安。

　　韩行过去对国民党的主要部队都研究过，这会儿迅速地对32军过起了电影。

　　该军前身是晋军一部。1931年1月，中原大战后，晋军第1军商震部接受张学良的改编，依中央军的番号顺序将东北军该军改编为第32军，商震任军长。下辖：第66师，杨效欧任师长；第67师，冯鹏翥任师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该军隶属第20集团军，参加平汉路北段沿线抗战和黄河防守作战。1938年10月，商震升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兼军长，李竟容任副军长，下辖：第139师，李兆英任师长；第141师，唐永良任师长；第142师，傅立平任师长。

　　同年5月，该军参加豫鲁皖边地区之作战，担任祖粮寨迄黄河铁桥间的河防任务。6月，参加武汉会战，在赣北地区担任东乡、进贤及梁家渡、武溪市、樵市诸要点的守备任务。

　　1939年3月，该军参加南昌会战，担任守备南昌的任务。南昌失守后，第142师奉命调往皖北调归第92军。至此，该军下辖第139、第141两个师。同年9月，先后参加了第1次长沙会战。

　　32军不能不提起军长商震，韩行又对商震过起了电影。

　　商震1888年9月21日生，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

　　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驻锦州之新军某部随营学堂。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

　　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于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于陆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

　　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之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无奈之下，乃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而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

　　商震亦不负阎锡山之厚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

　　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

　　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

　　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烈的炮火下，张勋残部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月，阎锡山收回旁落的军权之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

　　阎锡山接到电报后，命令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正当商震在湖面前线奋勇作战，不负重望之时，不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出发时曾向阎锡山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使商震举棋不定。原来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于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

　　阎锡山知道这一消息后，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

　　商震见到阎锡山，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

　　商震有感于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