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同样是宗教，我们华夏民众在做些什么。

　　明代被史学家验证，是武当道教学派的的鼎盛时期。

　　说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出于农民，因此从小信奉佛道。

　　太祖以后明室诸帝，皆信奉道教神灵，并广设斋醮，崇尚方术。

　　在明朝皇帝，也多次任用道士，来参与国家的一些礼仪和祭奠活动，致使职业道士数量增多，宫观祠庙遍布全国。

　　因此，随着主流，上行下效，明代许多官吏也奉道习术。

　　至于下层民众，本来就存在道教习俗，在明代由于皇室的崇奉和扶植而更加炽盛。

　　道教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间风俗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明代武当道教，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恢复发展起来的，并由于明皇室的崇奉和大力扶植，呈现出鼎盛局面。

　　明太祖朱元璋当时已开始奉祀真武神。真武神？我亦不懂，所以有请百度......

　　当年的明太祖朱元璋，他定都金陵后，就在鸡鸣山建真武庙，以每年的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遣官致祭。

　　规定“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诸神于瑞门”。

　　朱元璋当时对武当道士也比较重视，洪武十八年(1385年)特授武当道士邱玄清为嘉议大夫、太常寺卿。二十四年(1391年)遣高道召请武当道士张三丰。

　　武当道教是在明朝时期，真正的天下闻名。

　　真正把真武神，奉为皇室的主要保护神，并大力扶植武当道教的皇帝是明成祖朱棣。

　　当年的建文帝朱允，在各地削藩，渐及燕府时，朱棣不肯束手待毙，遂发动“靖难之役”。

　　他为避免正统儒教的谴责，在博通儒道的和尚，姚广孝参谋下，利用聚集将士誓师祭纛时的天气变化，宣扬北方真武神“显灵”的神话。

　　燕王朱棣起兵祭纛时，天气骤变，乌云蔽空，姚广孝指认满天乌云为护拥真武显灵的“皂纛玄雾”，当时的朱棣仗剑披发，佯作真武附体。

　　不用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起兵夺嫡，制造“君权神授”的社会舆论。

　　于是公元1402年6月，朱棣率军入京，成功成就帝位。

　　七月，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借此向全国表明自己与真武神的特殊关系。

　　永乐初年，武当道士李素希贡献榔梅。当时的朱棣亲自召见，赏赐甚厚。

　　在真正掌控天下兵马大权此后，朱棣颁行赞颂玄天上帝的《御制大明玄教乐章》，令全国道士演奏。

　　当时还遣官大修武当山和北京等处玄帝宫观庙宇，崇重祀事。

　　命道士篡修《道藏》，收入《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及御制碑文，宣扬真武是皇室保护神，并把武当宫观树立为“朝廷家庙”。

　　他这是一种宣传，在我们看来一直是做足了真人秀。

　　明成祖以后，历朝皇帝即位时，都要派专使到武当山致祭。

　　他们对成祖制定的崇祀真武，扶植武当道教的政策措施，都虔诚奉行，并不断补充完善。

　　此后的英宗即位后遣内官提督武当山。

　　世宗醉心方术，日事斋醮，自封为“飞玄真君”、“万寿帝君”，他认为自己能以藩王子入继大统，并认为“庚戌之变”，蒙古俺答军没有攻下京城，也是由于北帝真武的保佑。因此，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重修武当山宫观，并多次斋送像器。

　　从明初到隆庆年间，明帝为扶植和管理武当道教，先后颁降圣旨敕诰三百多道，御制碑文近百通。

　　正是由于明皇室，对武当道教长期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所以武当道教在明代两百多年中始终保持鼎盛局面。

　　那么道教大兴此后，营建宏伟宫观，长期派遣军民修葺洒扫。

　　明成祖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十四年时间，委派重臣高官，“统领天下亿万钱粮”，督率军民夫匠二十余万，调集四川、河南、陕西及江南各省物资，其建成玉虚、静乐、紫霄、南岩、五龙、遇真、太和、朝天、清微九宫，回龙、太玄、复真、仁威、威烈、八仙、元和、龙泉八观及岩、殿、祠、庙三十三处，殿堂房宇一千八百余间。并修了四十多座石桥，一百多公里石蹬道。

　　明成祖及其子孙为了保证“宫观常年完美、沟渠道路永远通利”，特将均州千户所正军余丁四千多人的杂泛差役、屯田子粒等“尽行优免”，让他们专心维修、守护宫观庙宇。

　　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政策倚重，地方扶持。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下令重修武当宫观，拨内帑银11万两，遣工部侍郎陆杰、湖广布政使刘伯跃、邹守益等官员，役用湖广州县卫所军民，共修理八宫并带管岩庙、殿宇、门廊、方丈等955座，大小为楹2441间。

　　此外，明代藩王勋贵也纷纷在武当山修建庵庙。据旧志记载，仅八大宫就有殿堂、道房6226间，加上其它宫、观、庵、堂、岩庙、祠、阁、亭等四百余处，总计约二万多间。

　　由此明代皇家，在武当山修建了全国当时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

　　这是所有华夏地区修建宗教建筑群规模最宏大的首例。

　　道馆兴起，则高道者众。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命正一真人张宇清，及道录司，从全国各地举荐选拔400名“至诚敬谨”的高道，到武当山焚修办道，朝廷授以度牒，给以廪食布匹。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准许“在山各道收养徒弟”，“听令各道童在山修行”。

　　故至弘治二年(1489年)道士、道童增加到1600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提督太监王佐奏称“各宫道士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亦不下三四百余”。

　　当时的现实是，仅八宫官道已达4000余人，等到了万历八年(1580年)，郧阳督抚杨俊民奏称均州“官道数逾万人”。

　　明皇室当时为了供养武当道士，专门调拨田地佃户，办纳“斋粮”。

　　公元1416年，成祖命户部差官，会同均州官吏，收缴圈占武当山周围田地27750亩，命法司拨徒流犯人555户，每年办纳米麦3885石。

　　这些田地此后是武当山的私人庙产，不归均州国家官府管辖，由皇帝委派专官在佃户屯田之处建公廨管理。

　　明代对于道教的各种用具制造、斋送大量像器、经书，充实各宫观的作为也是很殷实的。

　　明成祖永乐十四年，“钦降金殿圣像、幡幢、供器安奉各宫观”。

　　此后历朝皇帝常遣内臣奉安像器。

　　据当时的旧志统计，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至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共制送神像、供器、香帛二十余次，其中银铸鎏金、铜铸贴金、鎏金等神像93尊，供器285件，铜钟、玉磬12寸，神灵画像2640轴，绮罗销金或丝幡、幢、帐、幔、顶伞等600余件。

　　对于这个道教圣地，它们委派专官严格管理。明成祖及其后继者不仅是武当道教的“信徒”和施主，而且还直接管理这里的宗教事务。

　　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颁降圣旨保护武当道教，不许往来浮浪之人“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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