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南迁开封之后的版图是一再的缩小。

　　元兴二年.年底，在金宣宗弥留之际。

　　荆王完颜守纯，第一个闻此密讯，首先带人入宫“侍疾”，并关闭了东华门。

　　当时已经为太子的金哀宗完颜守绪，听说二哥完颜守纯已经趁机入宫，怕他再弄出什么矫诏，改立太子的事情，立刻派东宫兵卫三万余人，当时就包围了皇宫，然后叩门说入见皇帝。

　　守门的驸马都尉是徒单合住，见来人是皇太子，自然不敢怠慢，连忙开门。

　　皇太子带着身边的人穿堂入宫后，完颜守绪马上遣几个兵将把二哥抓起来软禁于旁边的小屋子里。

　　当夜，金宣宗就驾崩，完颜守绪即位，是为后来的金哀宗。

　　金哀宗继位后，并未杀掉二哥守纯，还把他从当时的英王进封为“荆王”。

　　不久，荆王被手下小人所诬告，说要“谋反”，金哀宗当时要杀他，

　　得亏当时的慈圣皇太后出面说好话，完颜守纯才留得一命。

　　不过，这位荆王一直处于被其禁军软禁状态，直到蒙古破汴京后才被蒙古人杀于青城。

　　金哀宗继位后，改元正大。

　　就此看来，当时想成为皇帝的荆王完颜守纯，肯定是逼迫弥留之际的金宣宗，改立金朝的太子。

　　但是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事实筹划，和精心布置的个货。

　　居然让皇宫侍卫，把太子也给放进来了，他还事实没有拿到诏书，更是没有夺权的具体手段......这也是痴人必须有这个胆，没有这个能力吃下的命。

　　金哀宗上朝第一天，据传闻，他在隆德殿的宝座刚刚坐稳，外面忽然天刮大风，一阵飓风，把端门城楼的巨瓦也吹掉数块。

　　满朝文武心中疑惧，皆以为是不祥之兆。

　　没说几句话，又有人入报，说宫外有个男子披麻戴孝，望着承天门又哭又笑，还大声嚷嚷：“我笑，笑将相无人；我哭，哭金国将亡”。

　　其实这都系后面为元朝，书写历史的人杜撰的一种格调。

　　事实这个人，历史上是否存在，也是一个谜......或许当天，精神病院，全部医生放假，跑出来、有这么个人......

　　听说有这么一个“乌鸦嘴”，入朝恭贺新皇登基的群臣，当时都说金哀宗应该派人把那个人抓起来，当街给杀掉。

　　其实要杀也是一个月后才能杀，登基就杀人，这朝坐不稳......

　　不信的可以试试。

　　董卓就是首例......他还煮人肉，当着大臣吃酒。

　　金哀宗为人确实还很厚道。当时表示说，自己希望朝外的百姓直言政事，即使是语涉讥讪，也不应该加罪。

　　事实此人涉政了，他不封杀......其实封杀民众正面言论，只是一个政权亡国的开始，不信去看历朝皇帝王朝的兴衰历史。

　　金国的法司见皇帝这样说，不好对那个男子处重典，只以“君门非哭笑之所”为理由，叫人拿住，打了那个人几棍子就放走。

　　金哀宗即位后，其实并无太多的“振作”之举，金国仍旧按照此前惯性往前“发展”。

　　尤其是金哀宗继位后的前几年，蒙古帝国正忙于消灭西夏的残部势力，自身还在进行千户制度的分封和领地的分割等诸多事情。

　　当时在野狐岭大战后，对金国的逼迫明显有所减缓。

　　历史上，1214年（金贞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三月。

　　成吉思汗集兵中都（今北京市）城下。

　　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十几万守军，心中预料一时难以克城，遂遣使逼和，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获取大量金帛和马匹，才引兵退出长城的居庸关。

　　事实一个国家的灭亡，不一定就是一次战役的失败就彻底的覆灭了。

　　其实当时的大金朝，在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后。

　　太子、卫绍王完颜守绪即位，金国从政治实力总体来说，开始逐渐处于蒙古帝国的下风。

　　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四面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浍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大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但事实上，当时的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装备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核心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

　　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保持核心政权我的稳固的。

　　但是放弃大片关内之地之后，不仅此后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在战略中回旋空间，反而是不利于金国的末日生存。

　　但即使当时的金朝没有勇士可以抵挡蒙古勇将。

　　如此，倘若稳固的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

　　当时一旦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

　　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一部来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去西征掠夺财富。

　　毕竟蒙古人是以战养战，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呆一年的主。

　　所以从战略来看，金国并不了解蒙古人的习俗。

　　虽然金国因为老天给了点颜面，事实依靠中都的坚城，顶住了蒙古的灭国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

　　仅凭河南一地，其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此后的金朝何去何从，还真是统治阶级的问题了。

　　在这种国事危机的情况下，金国主战派相反脑筋错乱，事实想到了“取偿于宋”。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的一种自信。

　　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他的论调是纸上而来还是道听同说？

　　所以这种学士的文凭，一定是50元路边摊点印刷来的......

　　当时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的国运已经今非昔比，恐怕战力难以与宋抗衡。

　　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1217年）。

　　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

　　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

　　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