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殿内，梁适的话一落，赵昕就飞速的在脑海中想此次的主考官该任命谁才能达到公平公正公允。

　　良久赵昕方才说道：“以往，历届恩科主考官只有一人，难免会因各人喜好而评价，所以本次科举，以及日后我朝的科举，每一次皆有三位主考官，不分大小，三位主考官共同阅卷。”

　　宋庠出言道：“若是三位主考官有争执的话，该怎么办？”

　　“若有分歧，考卷暂留，呈上来由朕决断！”

　　赵昕淡淡的说道。

　　“官家英明！”

　　宋庠施了一礼。

　　赵昕在众位朝臣中扫了一眼，方才说道：“今岁恩科主考官为范仲淹、晏殊、张方平。”

　　范仲淹擅时政，晏殊善词作，张方平善财政。

　　“臣等领命！”

　　三人异口同声的拜道。

　　梁适见主考官没自己的份，不免垂头丧气，便道：“官家！先前关于考场的规定还有一言未曾言道，那就是誊录法。”

　　糊名法即封弥制实行以后，科场规范严密了许多。但是，某些考生通过在试卷上做标记、写暗语等方式，提醒阅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现象仍然存在。

　　为此，科举考试又实行了“誊录法”。所谓“誊录”，顾名思义，就是将考生的试卷全部誊抄过录一遍，阅卷者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彻底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

　　赵昕笑道：“多亏了梁卿提醒，誊录法也一并实行吧！”

　　礼部尚书晏殊起身说道：“官家！现今朝廷礼部右侍郎一职空缺，不知官家有何打算？”

　　梁适扫了众臣一眼，发现庆历年间的大臣们几乎齐聚一堂了，不免的有些孤独感，便起身说道：“官家！臣保举杭州知州司马光，司马光先前教导官家读书，现今官家登基，司马光功不可没！”

　　“嗯！准了！”

　　赵昕想了一下，似乎也没什么不妥的地方，便答应了此事。

　　“官家！老臣突然想起，刚成立的商部似乎还缺一位右侍郎！”

　　庞籍忽然开口说道。

　　商部却右侍郎的事情，赵昕心里自然清楚，本来这个职位他想提拔王安石来担当的，但被张方平以资历不足给否定了，所以商部右侍郎一职便空缺了下来。

　　“庞相心中可有人选？”

　　赵昕问道。

　　“官家！臣保举屯田员外郎范祥！”

　　庞籍拜道。

　　“官家！先前范祥未经请示朝廷，竟然擅自修筑距离秦州三百里的古渭州城，结果刚一开工，青塘族羌人聚众攻破我军的堡垒杀掉了上千的守军，范祥因此被罢免了陕西转运使一职。臣以为范祥虽然私自修建古渭城，但初衷是好的，只是结果不尽人意。”

　　韩琦出言道。

　　提起范祥，就得说一说解盐通商了，宋朝盐课是除了田赋之外的第二大财源。

　　宋朝的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海盐，即从海水中提取，主要产自东南沿海地区，海盐实行一定的通商制度，允许民间自由交易，官府只收取盐税。

　　第二类是井盐，即从井下卤水中提取，主要产自四川，井盐又分大井和小井，大井由官府控制，小井则允许当地百姓交易，官府也收取盐税，但是却命令禁止出川销售，也就是四川产的盐只能在四川卖，一旦你拿到外面卖的话，就以走私罪论处。

　　第三类就是池盐，产自今天生西运城的盐池，眼下叫解州，属于永兴军路，所以俗称“解盐”。

　　解盐与大井盐一样，采取严格的官榷制度，官府负责征用当地民夫到盐池工作，工作时间是五年，每年都要按照官府的定额完成“种盐”的任务，每户大约2300石，解盐出产之后，官府再征用民夫运输到各地销售。

　　但官榷如同茶官榷一样，主要有三大弊端，第一，运输任务繁重，兵民不胜疲劳。第二，民夫种盐只是为了交差，没有工作积极性，交出来的盐自然也就没有质量保证，但官府却控制价格，无论好坏，价格居高不变，第三，就是同茶官榷一样，生产、运输、保存等损耗太过严重，官府得不偿失。

　　刘娥临朝时，曾经大力支持过解盐通商，但后来宋朝与西夏交恶，国库压力山大，便又恢复了解盐官榷。

　　但实际的结果是增加的那点盐课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打击走私的之法成本。

　　庆历八年，范详正式开始解盐通商改革，主要有，盐商不能拿着现钱直接到盐池交易，而是先要到设在边境的折博务换取盐钞，再凭借盐钞去盐池提货，由于盐的特殊性，范详并没有完全的开放一级代理。

　　改革自古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范详过于谨慎的原因，导致整个变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引发了朝野内外一片的质疑声。

　　范详担心盐商将解盐运往各地之后，通过虚报，漏报等方式逃税，便将盐税提前算到盐价上面，如此一来，解盐的批发价格自然就会上涨，由于变法之前，市面上还有一定的存盐在，盐商们按照新法批发解盐的话，和市面上的解盐相比没有什么成本优势，所以新法刚开始的时候，朝廷的盐课收入不增反降。

　　朝臣们一看自然不乐意了，变法是为了增加收入，怎么反而越变越穷了呢？

　　如果放在现在来看，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预先摊入盐税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过渡时期的休克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市面上的解盐终归有消耗尽的一天，到那时，盐商们依旧是会回过头来批发朝廷的解盐。

　　宋仁宗一向耳根子软，大臣们提出质疑声，而范祥仍然坚持要改革，仁宗便派了包拯去调查此事，包拯认为这项改革是先害而后利，认为朝廷应该着眼于长远，不计较眼前的蝇头小利。

　　宋仁宗难得的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压下了各种质疑的声音。后来事实证明，包拯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新法的推行，解盐通商的效益也显现出来。

　　从皇佑元年到皇佑二年，这两年的时间里，解盐的收入达到了289.1万贯，比过去两年的收入还多51.6万贯，到皇佑三年和皇佑四年，解盐的收入分别达到了221万贯和215万贯。

　　就在在时，范祥惹事了，被免了职位，那时的赵昕还在流求和福建路来回折腾，自然顾及不到范祥，要不然以赵昕的脾气定然是要率军好好教训一下作乱的羌人。

　　而且赵昕还知道接替范祥的李参做了一回猪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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