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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初，丑国的报纸出现了1美分一张的报纸，并且成为了早报晚报体系，上班的蓝领工人都可以上班时买一份，下班时再买一份，报纸迅速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产品。

　　消费群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商企业投入广告，形成良性循环。

　　从此,媒体的收入彻底摆脱了团伙，开始成为可以独立存在并获得稳定商业利润的企业。

　　这时的媒体企业，他们的目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断地获得消费群，不断地找到广告主，就成为媒体的唯一目标。

　　这一系列变化的直接结果是,报纸现在迎合的不是政党了，而是开始要迎合大众和广告主。

　　那这个时候，媒体如果还与团伙保持紧密关系就只会损失客户。

　　因为客户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假如一家媒体从属于某一团伙或是偏好某一团伙，那就不可避免会得罪另一相反意识形态的读者，使得自己的消费市场变小，进而影响广告收入。

　　于是媒体开始淡化党派立场，反而开始追求一种叫公信力的东西。

　　所谓公信力，其实就是媒体企业为了在客户前面树立不偏不倚形象的一种手段，因为只有不偏不倚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数量的客户。

　　那如何才能有公信力呢？媒体的总编辑在商业繁荣时代就提出了很多新的准则，成为了媒体行业竞争的新标准。

　　现代媒体的很多标准操守就在这时开始诞生了，比如说，媒体应该追求独立客观，他们不能归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需要试图区分事实和价值，记者负责事实的采集和核查，需要告诉大众事实到底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对这个事实应该如何评价，则引进了多套系统。

　　第一套叫做社论系统，就是报纸的核心编辑人员对事件的看法以及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二套叫做专家系统，就是报纸找到一批知识分子，专门来评论各种热点事件,并且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这就叫新闻评论系统。

　　在新的竞争准则下，一个记者报道未经查证的消息，是被媒体和大众所唾弃的，而新闻评论也有约束，完全违背大众主流价值观的评论也会被编辑系统过滤掉。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所谓这种客观，其实也是主观的。

　　这种客观后面还是必须要迎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是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客观。

　　这时的大众媒体，并非是一个真相报道者，他只不过是社会主流观念与精英编辑共同合作的产物，白人私刑黑人时，媒体照样倒向白人，种族隔离，媒体照样支持，碰到战争也是一边倒支持政府。

　　媒体是商业机构，编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个人观念去得罪主流的民意。

　　所以客观这一标准，有很大的进步,但依然被商业所约束、被客户观念所约束，其实是要大打折扣的。

　　从二十世纪初起,媒体企业的总编们，开始意识到，其实一个媒体总编的政治地位其实远高于那些众议员和州议员。

　　因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让他拥有了影响大众的能力，甚至在某些议题上，媒体具备有引领的作用。

　　这时媒体企业将公信力作为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媒体的公信力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媒体开始反过头来不断的修理政客和政府，以建立他在大众中是一个有责任心和公信力的机构，媒体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成为民间的意见领袖和维权代表。

　　自此，媒体被称为作第四权。

　　纽约最有分量的报纸《晚邮报》和《世界报》也感到了过渡时期的压力，报纸的各种开销和发行量成为反比，但具有知识色彩的报纸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戈德金离开《晚邮报》后，这份报纸依然十分出色，怀特、奥戈登、斯特伦斯基继他之后，倾心倾力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

　　威尔逊主持《晚邮报》的时代，编辑部的人员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在丑国新闻史上他们有着伟大编辑的荣誉，然而没有谁预料到柯蒂斯会在1923年吞并了这份出色的报纸。

　　《世界报》也同样保持了它的荣誉，在普利策死后报纸原则仍未改变，它依然在新闻界中保持着民主和自由主义的领袖地位。

　　然而，残酷的竞争还是压垮了它。

　　1931年，人们再也读不到《世界报》了，只剩下一家叫《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报纸在继续着这种有着光荣传统的新闻事业。

　　在过渡时期，不仅仅报纸在发生变化，杂志也同样被过渡期的浪潮推动着，其变化比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杂志与报纸一样在技术上寻求突破；

　　另外，在迎合读者的问题上，杂志采取了折中或变通的态度，他们已经学会不去苛求读者。

　　与报纸一样，广告经营也成为杂志存活的命脉。尽管报纸和杂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但它们在过渡时期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在其中的分化转变比起报纸来更加彻底。

　　譬如，《哈泼斯》的转变使《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难以望其项背。

　　报纸的发行量与社会与人口的发展成反比，而杂志截然相反，它的发行量以数倍增长，实在令人瞩目，在其后不足50年的时间里，丑国杂志的发展与成就实在让人嫉妒。

　　19世纪初，各种杂志依然保持着传统和严肃性，刊物以发表为主，其余的版面只能靠一些历史、游记、传记、小品文等填满。

　　杂志的受众还没有面向大众，而是以中产阶为主，其次是一些社会组织、学校和图书馆作为收藏。

　　人们在杂志上讨论问题总是讲求客观性，还略有一点学究气，一些外国作家的漂亮文章也不时会在上面发表。

　　那时，杂志的发行还没有上升的趋势，即使是《大西洋月刊》、《民族》、《哈泼斯》、《世纪》、《独立》也都如此。

　　但后来，人们却把那时的杂志看成最高典范，其作品的价值是20世纪的杂志无法比拟的。

　　在20世纪的所有杂志中，似乎只有《纽约客》的表现尚可，至少它还尽力保持从前的水准。

　　尽管如此，依然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编辑和大牌记者，如麦克卢尔、沃克、斯蒂芬、拉塞尔和亨德里克，是他们让杂志的销量大增，并突破以前不敢想像的几十万份。

　　可以说，新杂志代表着怀疑的时代，而传统杂志则表现了一个乐观时代。

　　揭露成为杂志的新任务，杂志人成为一些机会主义者，写一些表面而浅薄的文字。

　　这种行径为新杂志带来了新的问题，《汉普顿》停刊了，《大众》和《麦克卢尔》则被与杂志内部有利益关系的财团买下，《丑国杂志》也改旗易帜。

　　大量广告、鼓吹商业的文字、通俗占领了杂志的版面。

　　杂志的风格变为平易近人和轻松实用，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妇女家庭杂志》，它从新旧不同的风格中找到了自己的路。

　　虽然它不具有权威性和广泛影响，但是这个时期最有典型特征的杂志。

　　26岁的爱德华·博克接下了《妇女家庭杂志》，他在杂志中展现出平易的风格，并且主持编辑了30年。

　　各种贴近读者的专栏广受欢迎，关于咨询、指南和一些生活家庭常识类的文字成为该杂志的主要特色。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立场，敢于揭露公共问题，譬如，专利药品的斗争与改革，伯顿法案的出现都是他们的功劳。

　　但上述的一切都要比广告显得逊色。广告业绩与杂志的销量成正比，或许可以说，是《妇女家庭杂志》开创和培养了丑国人只看广告而不浏览内容的习惯。

　　另一个成功杂志的代表是《星期六晚邮报》，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份报纸，其实它是后来广受欢迎的周刊之一。

　　19世纪末，年轻的罗里默买下《星期六晚邮报》，那时它还是一份不大知名的杂志。

　　罗里默是个具有商业头脑的家伙，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是他的理想，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新闻、公共事业，都具有商业利用的价值。

　　罗里默还写过一部商业书籍，据说还很畅销，他所买下的杂志同样具有商业畅销书的特色。

　　他把成功的商人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印在杂志上，商业报道和对商业历史的审读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工作任务；

　　在评论方面，这份杂志喜欢鼓吹丑国的政治，强调本国优势，对于各种企业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他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成功。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行量也达到了不可想像的300万份。

　　罗里默可以称为杂志史上的卓越编辑。

　　尽管罗里默以商业的头脑经营，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杂志上放弃文学，相反，他能够看到文学的商业价值。

　　购买《星期六晚邮报》的读者不少是文学爱好者，因为上面有优秀的作品，诺里斯的《章鱼》、卡贝尔的《鹰影》等都被文学爱好者喜欢，上面也包括名家德莱塞、刘易斯和康拉德的作品。

　　这本杂志保持着高尚品位的原则，你可能怀疑这本杂志的文学信仰，但绝不能怀疑杂志上的优秀家，包括那些通俗家和漫画家们，他们也一样受欢迎。

　　他们使读者在通俗中学会享受，而没有落入低俗。罗里默在杂志上没有和政治、经济更好地联系起来。

　　这是因为他对运动和社会改革总是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是个保守派，这从他编辑的杂志中就能看出来。

　　当然，在杂志上，他们也能写些对政治或公共问题抱怨的文章，不过他们保持与主流思想的一致性，攻击布尔什维克，赞赏那些金融领域中的成功人士，在杂志中折射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气味。

　　像博克和他的《妇女家庭杂志》一样，罗里默和他的杂志也是成功的。

　　人们看到了这种成功，于是纷纷效仿，出现了《世界主义者》、《柯里尔》、《照明灯》、《妇女家庭之友》等杂志。

　　但这些杂志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类东西，给读者的印象根本谈不上深刻，没有成功杂志的精神。

　　这些杂志是大众消遣的对象，没有任何生活的理念和思想存在，它们让读者的思维变得简单，丢掉了以往的想像力，让美国的杂志走向了堕落。

　　在20世纪初，只有《世界工作》杂志还能受到人们的赞赏，这主要是主编佩奇的功劳。

　　佩奇有着高远的眼光，他曾经供职于《论坛》和《大西洋》月刊，熟悉新闻工作，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并对文学满怀敬意。

　　他的这种能力和态度使《世界工作》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他为这份杂志做了10年的贡献。

　　1914年《新共和》诞生，负责这本杂志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里。

　　《新共和》是一份周刊，以政治评论为主要方向，并试图以审视的态度来认识丑国社会。

　　杂志体现了知识性和批判性，并以此保持内容的健康。当时，以揭露丑闻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纷纷停刊，《新共和》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并突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日晷》在两年后迁到纽约，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评论上，《日晷》失去了它的批判性，仅仅将这种批判保持在文艺方面。

　　随后，一些出色的新闻人加入进来，如伦道夫·伯恩、哈罗德·斯特恩、范·布鲁斯等，他们为《日晷》找到了方向，并确定了杂志的风格和理念。

　　杂志转变的意义要更加深远，即使单从数量上来看，也难以磨灭人们对杂志转变的印象。

　　尽管《日晷》在繁多的杂志中表现出色，但在1929年还是被迫停刊，这是丑国杂志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之一。

　　《民族》则依然保持了它的传统，但开创了自己的批判性。

　　在丑国新闻史上，那些承载丑国文化光荣的杂志则是《纽约客》、《新共和》、《大西洋》月刊，承载了这种光荣的还有让人敬慕的报纸《纽约时报》，它们为世界呈现了一个具有知识和思想的丑国。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现在无论杂志还是报纸，都掌握在死板而老旧的精英贵族手中，距离真正的自由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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