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淳维至头曼的一千多年里，匈奴的势力时大时小，经常离散分化，因为时间久远，所以他们的世系不能依次排列出来。但是，到了冒顿做单于时，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令北方夷人尽服从，南则与中原为敌，并足以相抗衡。影响不可谓不大，关注不可谓不多。因此，自头曼开始，匈奴的世系、官位、名号等便被记录下来了。

　　匈奴单于姓挛鞮氏，其国人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而匈奴人谓天曰“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之义，广大之貌也，故“撑犁孤涂单于”乃大天子之义。

　　匈奴以左为尊，官制与中原不同，设置了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官位。匈奴谓贤曰“屠耆”，所以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左、右贤王以下直到当户，官职大的拥有万名骑兵，小的也有数千骑兵；共有二十四位长官，确定名号称“万骑”。匈奴大臣的官职是世袭的。呼衍氏、兰氏、稍后的须卜氏，这三姓是他们的贵族。

　　官职中带“左”的王和将等人皆居住于东方，依次排开，直抵上谷郡以东，与秽貉、朝鲜接壤；官职中带“右”的王和将等人皆居住于西方，也依次排列，范围直至上郡以西，和月氏、氏、羌搭界。而单于庭（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代、云中两郡。

　　匈奴人各有自己的分地，逐水草而迁徙。自单于以下，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的封国是最大的；左、右骨都侯则皆为单于的近臣，地位也很显赫。其他二十四长官，也各自设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属官。

　　每年正月，匈奴的大臣、长者等小聚于单于庭，举行祭祀；每一年的五月，于龙城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秋天，正是骏马最肥壮的时，匈奴人便大会蹛林（匈奴八月秋会祭祀之处），考核计算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匈奴的法律规定：有意杀人并将利刃拔出一尺的就判死刑，犯盗窃罪的没收他的家产；有罪之人，轻者轧，重者死；刑判入狱者，时间最长不超过十天，由于释放频繁，所以匈奴的囚犯在押者通常不过几人而已。

　　清晨，单于走出营地，拜初升之阳，夕则拜月。就坐时，年长者在左边，而且要面朝北方。匈奴人崇尚戊日和己日，认为这两天最吉利。他们安葬死者，有棺椁、金银和衣裘，但却没有封土、树木和丧服。单于逝世后，陪葬的近臣宠妾，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

　　匈奴人将月亮视作天神，作战时，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征战中，杀敌或虏敌者，皆赐一卮酒，所缴获的战利品也分给他们，抓到的人也给予他们充做奴婢。利益如此巨大，自然诱惑人心。所以，每逢征伐，匈奴人皆奋勇争先，主动寻找敌人，并力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他们作战时，并非只懂得逞匹夫之勇，而是善于将敌人引诱进包围圈并突袭之。

　　匈奴军队的作战原则，倘若觉得有利可图，便如同鸟儿飞聚一样，蜂拥而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倘若形势不利，遭遇困窘和失败，便队伍瓦解，作鸟兽散，而丝毫不以为耻。匈奴单于规定：在战斗中，谁能将阵亡者运回来，谁就可以得到死者的家财。是以匈奴士卒皆同进共退，战斗力极强。

　　后来，冒顿领军陆续征服了匈奴北方的浑瘐、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诸国。匈奴的贵族、大臣等人又惊又喜，一致认为：历代以来，就数冒顿单于最为贤能，因而不再在背后说三道四，而是心悦臣服，任凭冒顿以驱驰。

　　匈奴正盛之时，楚汉战争刚刚结束。汉高祖刘邦将韩王信改封于代地，建都马邑（今山西朔县）。不久，匈奴大军围攻马邑。韩王信见形势危急，便率军投降匈奴。冒顿得了韩王信，经其指点，知晓中原历经数年内战，已然空虚，大喜过望，自思该回老家争一争正统了，便挥军南指，逾越句注山，攻打太原郡，兵锋直抵太原首府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

　　刘邦见形势危急，于北风呼啸中，自领一军，前去应击敌军。那几天天气严寒，忽而下大雨，忽而下大雪，又忽而是雨夹雪。来自中原的士卒一时难以适应，加之行军匆忙，准备不充分，全军竟然有十分之二、三的人被冻掉了手指，其他冻伤者就更不计其数了。纵是如此，依然阵容严整，军威不凡。冒顿见了，不觉暗暗赞叹：这汉军不愧为百战精兵。又细细观察片刻，冒顿知对手锐气未失，不可贸然攻击，便心生一计，示弱于敌，佯装败走。

　　刘邦疑惑，令人以出使为名，前去查探。冒顿令精壮士卒全部藏匿起来，营中只保留一些羸弱之士。假象很能蒙蔽人，以致前后十余批使臣皆道匈奴可击。刘邦将信将疑，为稳妥起见，派刘敬前去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交兵，为震慑对方，应该显露自己的长处才是。可我到了匈奴的营地，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臣以为：这一定是冒顿故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迷惑我们，私下里却埋伏好了精兵，以便突袭。故而，臣以为：匈奴不可击；击则必中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