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系统的铜器铸造技术都非常高超，有着十分精美的纹样，尤其是铭文。

　　商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两种铭文，一是用来表示族属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来表示的日名。

　　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多种族徽文字。

　　其中“户”出现最多，共有三件，故发掘者认为墓主即为户氏。

　　当然，此说也不确定。

　　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种类过多，张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确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统的铜器铸造比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纹样模糊，与商代铜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此外，3号墓中还出土了銮铃、当卢等车马器。

　　而这些都是在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当属周系统铜器。

　　此外，这两个墓葬中均随葬有一个高领袋足鬲，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关于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属问题，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主应为当时的姜戎首领。

　　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在商周考古的报告中常有商周之际、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难以判别导致的。

　　就文献记载来说，商周交替的标志，是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

　　但这个分界点，通过考古学是很难确定的。

　　因为王朝更替是一个瞬时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学文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

　　这片墓地的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因此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的。

　　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分为器物的年代、遗迹单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三个方面。

　　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地从器物的年代，来判断遗址单位乃至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要解决这片墓地的年代问题，必须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两条线索。

　　这一点要先从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埙的时候，陈文哲就知道，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过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摊主的先人们不重视陶器，或者是百年下来都处理了，反正他是没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当然，一些好的东西，就算是陶器，也会被重视，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几件陶器。

　　这一点跟唐宋之后的情况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坏，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现在的比较少。

　　当然，这是相比后世瓷器来说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还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埙，还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铜器使用的陶范，这些东西堆积在一起，也被发掘了出来。

　　陈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谱系中最晚出现的一类。

　　其在关中地区有着大量分布，从宝鸡到长安一带，存在若干墓例。

　　如凤翔南指挥西村M42、岐山贺家M1、长安丰西毛纺厂M1等。

　　这些墓葬均带有壁龛和周系统的乳钉纹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这也就是陈文哲的记忆力超强，还对考古方面的知识十分感兴趣，要不然，别人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更不要说找出相同点、不同点了。

　　不过，总归照片上还是铜器多，所以要分析年代、墓主身份，还是要看铜器。

　　从铜器来看，出土的铜器年代特征十分明显。

　　而且陈文哲还知道，这一批铜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高度重合。

　　所以，其年代大致为殷墟四期晚段。

　　这批铜器很可能是武王灭商后，周人从安阳带回的战利品。

　　他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文献。

　　《史记·周本纪》与利簋的铭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

　　《周本纪》还记载武王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可见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其灭商后，还以商的器物作为“宗彝”用以分封诸侯。

　　此外，通过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封建”这一行为，还包括人口的再分配。

　　大量的殷商移民进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会将许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带入；

　　其二是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

　　这个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纹簋、多齿冠凤鸟纹卣、直棱夔龙纹器座范等。

　　但是用这批陶范制作的铜器，在安阳却从未发现，反而在关中地区广有分布。

　　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过去此类陶范制作的铜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

　　发掘者则根据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

　　这意味着这批铜器的铸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战。

　　导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此外，此类带有单个族徽和日铭的铜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遗存中均有发现。

　　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铜器，曾在短时间内遍及周王朝的版图。

　　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而是这批铜器为周人所掠的另一条证据。

　　所以，陈文哲看到的这批铜器当中，有一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是来自安阳的可能性最大。

　　具体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灭商不久。

　　在确定了墓地的年代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其一，这片西周墓葬或可作为西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

　　这对重新探讨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这片墓地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发现，为解决安阳殷墟商代铜器作坊的年代下限问题，及商、周铜器的分界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其三，通过梳理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发现，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周文化分布区，在西周初年出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

　　其分布范围比安阳时期还大，这证明这片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铜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

　　这一现象是周人通过分封对商人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体更替之表现。

　　这样一来，这片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与身份，也就可以稍作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