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住的梦》里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十月四日，苏亦正式到北大报到。

　　今年的银杏叶子似乎比往年都黄的要快一些。

　　北大的各大校门都拉着红色的横幅标语欢迎着新生报道。

　　苏亦在新会待了大半个月之后，又返回广州待了大半个月，期间，还去了中大康乐园拜访梁钊韬教授，遗憾的是商志谭教授下考古工地了，没有他引荐，苏亦不好冒然去拜访商承祚商老，只能遗憾，下一次有机会了。

　　他去中大，也不仅仅是拜访梁钊韬教授，还顺带给白槿她们送去考研资料，以供她们备考明年的研究生，至于能不能考上，就看她们的努力程度了。

　　难得空闲一个月，在新会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新会的历史古迹并不少，周末的时候拉着自己以前初中的同班同学，到处乱跑，谁让他重生一个15岁的小孩呢，身边的伙伴，也只能是一般高中生。

　　也只有脱离新会，其他人才把他当做一名北大研究生来看待。

　　复试的时候，有陈飞全程陪同，报道的时候，陈飞也没有缺席。

　　甚至中途的时候，钱立群也上了同一趟火车，这一下可热闹了，因为，钱立群身边也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短发姑娘，熟悉之后，才知道姑娘是云南来的，还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张绣予。

　　前世，苏亦就是在云大读研，在云南待的时间并不短，对云南的姑娘有种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当张绣予说自己来自于云南的时候，一来二去就聊上了。

　　所以，这一次报道，苏亦他们队伍终于有个姑娘了，不再是前来复试的时候，一水的糙汉子。

　　而且，跟上一次他们独自来复试不一样，这一次新生报道待遇好了不少，北大方面还安排校车在火车站等候，还设置了火车站迎新点。

　　之所以有次待遇，还是因为3月份的时候，新生报道除了不少乱子，校领导吸取教训开始在火车站汽车站增加迎新点，还特意从北京汽车公司租赁汽车接送新生。

　　一下子，让这些新来报道的北大新生对北大充满强烈的身份认同感。

　　要知道78年的时候，校车接送，可并不像后世那样形成惯例。

　　甚至，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都是要挤着公交前来报道的，结果，才过半年，待遇就提升了不少。

　　没有错，78年高考的学生是10月份开始报道的，整个北京高校都放在了十月份。

　　距离77级考生，也不到六七个月的时间。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77级的学生才开学，结果，78级的学生10月份就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习惯把这两届毕业生称为77-78级。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存在。

　　这样一来，这两级学生毕业时间就特别乱。

　　不过谁也不在乎这些。

　　前来报道的新生，刚下校车，就迫不及待地站在涌向北大迎新站，甚至，让苏亦觉得不可思议的，竟然有学生拿出相机站在迎新站下面给别人拍照。

　　这就有些恐怖了。

　　到底啥家庭啊。

　　这年头出门报道就携带照相机了。

　　苏亦也感慨，“敢情新生报道，要照相的传统，这个时候就有了啊。”

　　旁边的钱立群，问，“苏亦，你在说什么呢？”

　　苏亦摇了摇头，“就是感慨，到底啥家庭才可以买得起相机。”

　　钱立群说，“咱们北大，啥家庭的学生都有，不用觉得奇怪。”

　　说着他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说，“咱们先陪小张去报到，然后，再处理咱们的事情，没有问题吧？”

　　当然，没有问题，女士优先嘛。

　　钱立群口中的小张就是张绣予，这姑娘年纪也就是钱立群这个老大哥才可以喊小张了，实际上，对方年纪并不小了，今年已经三十了。

　　考了两年才考上北大中文系。

　　之所以，今年才考上北大，主要是对方第一年考上复旦的时候政审没通过，不然，就跟苏亦的小姑成为大学同学了。

　　今年之所以能考上北大，也是因为北大在云南的招生老师欣赏他，才表示出强烈录取她的意愿，不然，这姑娘估计也来不来北大，不管是政审还是其他方面的，毕竟今年北大中文系在云南也有一个录取名额。

　　能被这姑娘考上了，她的实力毋庸置疑了。

　　而钱立群又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火车上撞见，跟对方认识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姑娘的故事很多，比如，为了返回城里，宁愿去街道办当勤杂工，收破烂，当环卫工，后来因为性子烈得罪领导被辞退，还自己跑去理发店学理发，一年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备考，连续两次都考上大学了，而且还是国内顶级大学。

　　相比较之下，苏亦就汗颜不已。

　　他前世三战北大，而且，都是全职备考状态，结果考了三年还是考不上，所以，重回这个年代以15岁的年纪考上北大考古专业研究生，常常被他人称为天才少年，有时候想想自己都脸红。

　　整个报道过程，云淡风轻，波澜不惊，啥意外都没都有。

　　倒是，报到处学生显得格外热情，大家都是经过特殊年代冲击的人，都分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

　　对于每一个人能够考上北大的学生几乎都被视为战友。

　　更不要说，还有钱立群这样的老大哥压阵，想要蠢蠢欲动的77级男生，想要上前献殷勤都没有机会。

　　同样，在中文系这边苏亦也是有熟人的，就是77级的新生王先勇。

　　一见到苏亦，对方就惊讶喊，“小师兄。”

　　一下子，苏亦这个小师兄的名头也开始在北大中文系传开了。

　　之前复试的时候，他跟历史系的黄莺歌就是来迎接他们，甚至，苏亦最开离开北大的时候，还是王先勇帮忙送他们去公交站的。

　　所以，一来二去，双方都已经算熟人了。

　　原本钱立群他们还打算等张绣予办完手续再送到她去宿舍区，现在既然遇到熟人，就不需要额外跑一圈。

　　然而，张绣予这个姑娘比苏亦他们认为的还有主见，她并不打算让王先勇他们先送她去宿舍，而是陪着苏亦他们去研究生接待处办理报道手续。

　　所以等她完成报道手续，钱立群跟陈飞才带苏亦去办理他的手续。

　　再历史系这边，熟人就更多。

　　首先是报到处这边，黄莺歌又过来帮忙，毕竟这姑娘是学生会的，这些日常工作，肯定缺少不了她们的身影。

　　所以过来这边，黄莺歌跟王先勇一样，也都喊苏亦小师兄，这一来，历史系这边报道的新生都知道苏亦的大名。

　　都知道他们系有一个15岁研究生。

　　这一声小师兄，让张绣予这姑娘对苏亦充满了好奇。

　　好在，她很好的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就这样，苏亦才到北大正式报道的第一天，他这个北大小师兄的名头不翼而飞。

　　甚至，等他们这届研究生毕业以后，北大就多了一个关于“小师叔”的传说了。

　　这是后话，暂缺不说。

　　因为，苏亦的段位太高了。

　　前世，那些新生报道的时候遇到的乐趣，这一次，似乎都没有了。

　　没有被学姐调戏，也没有被学姐暗送秋波，唯一让苏亦有些安慰的是，有不少北大的学妹向他打听宿舍门牌号。

　　苏亦他们是研究生，跟本科生不一样，被学校统一安排在北大学生宿舍区的37楼。

　　跟后世的北大一样，这个时候的北大住宿条件尤为紧张。

　　本科生78个人一间，研究生更是四个人。

　　不过相比较后世的清北不给专硕提供住宿，这个年代的北大已经很仁慈了。

　　不过苏亦他们并没有先到37楼，而是先把张绣予送到31楼，31楼是女生宿舍，中文系的姑娘都住在这里。

　　不过到34楼的时候，苏亦他们都被宿管阿姨拦住。

　　男生不能进女宿舍。

　　张绣予刚打算一个人上楼，钱立群就跟宿管阿姨商量让苏亦帮忙提东西上前，老钱还可以强调，“这是张绣予同学的弟弟。”

　　宿管阿姨也不疑有他，又见到苏亦脸嫩，屁大个孩子，最终还是同意放行了。

　　然而，让苏亦失望的是，因为今天是新生报道的第一天，并没有什么女生宿舍香艳事件发生。

　　甚至，张绣予的宿舍，还有好几个室友没有到，倒是，见到苏亦进来，都有些好奇的打量着他。

　　甚至有室友问是不是张绣予的弟弟。

　　当，张绣予介绍苏亦小师兄身份的时候，室友望着张绣予的目光就有些古怪了。

　　然而，张绣予似乎也不在乎。

　　苏亦都忍不住感慨，真是是个大心脏的姑娘。

　　也是，这年头敢剪短发就过来北大报道的女生，要没强大的心里承受能力，也不敢如此特立独行。

　　要知道这个年代，女生们穿裙子都要一起越穿，不然一个人穿裙子出门会不好意思，更不要说顶着一头齐肩短发了。

　　作为礼尚往来，张绣予刚到宿舍放完东西之后，就随同苏亦下来，跟随他们一起到37楼这边。

　　陈飞跟钱立群也不着急返回自己的宿舍，都一起过来苏亦的宿舍人来。

　　一下子，四人到到苏亦的宿舍，就有些热闹了。

　　然而，让苏亦有些意外的是，他的宿舍还没有过来，他是第一个到的人。

　　作为第一个到宿舍的人，享受些什么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跟后世的北大37楼不一样，七八十年代的这些宿舍均为50年代修建，比较老旧。

　　而且还是老旧的双人层。

　　苏亦回到到了自己宿舍的时候，。寝室内没有阳台。

　　楼内没有洗浴间，可以去大浴室进行洗浴。

　　１９７７、７８级本科生与研究生进校那时，部分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那时学生的成分非常丰富，老的小的都聚到一块了。大多数学生都珍惜学习机会，非常刻苦。本科生七、八个人一间宿舍，研究生４人一间，挤得转不过身，但很少有闹矛盾的。家境富裕的学生也不会对贫寒子弟产生什么压迫感。大家除了晚上睡觉，就都在教室或者图书馆。这两个地方总是座无虚席的。哪个老师或者哪个系有什么名牌课，不管本科生研究生都趋之若鹜。历史系开设了现代史研究专题课，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都去选修。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学生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特别是研究生，主要就是按照导师提供的书目读书。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读书量非常大。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人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同学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他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