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的第三天，历史系正式开课。

　　相比较要上一周劳动课的77级，78级的小伙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劳动课，也不用军训。

　　当然，开课是本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来说，除了每周的导师见面会，其他时间随意。

　　然而，那是对别人的，苏亦可没有那么潇洒，因为他没有读过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让他跟着本科生上课。

　　什么时候，授课老师觉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选修课程。

　　这样一来，可就要了苏亦的命。

　　他之前之所以报考研究生，不愿意读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课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课程太枯燥乏味，同样，也太基础了，还有就是时间太不自由。

　　都读研究生了，还跟本科生一样，天天按部就班在课堂被动接受老师教授专业知识，那这研究生白读了。

　　当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让他跟本科生一样在历史系读四年书，要真是这样，直接把转入本科就行了，还留他当研究生干啥。

　　用大师兄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苏亦这个小师弟的性子，同样，也想让他接受一下系统的本科课程，夯实他的历史基础。

　　于是，就这样，苏亦在北大的一堂课就是跟随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国通史。

　　依旧是文史楼的阶梯教室，而授课的老师名字让苏亦有些陌生——张光达。

　　不过来上课之前，苏亦多少了解对方的资料，知道这位老师是河北青县人，1953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历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冲击，但，在北大历史系属于学术水平极为优秀的中青年教授。

　　没有错，31年出生，还不到五十年岁的张光达，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属于第二梯队的的骨干教授了。

　　再上面，就是邓广铭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教授了。

　　而且根据马世昌的讲述，张光达致力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难得是，他还通晓多种外语。

　　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

　　来之前，马世昌还对苏亦说，“你之前发言的时候不是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吗？这些领域，跟张教授也重叠部分，你上他的课，或许有意外之喜。”

　　话虽如此，但苏亦真的跟着本科上通史课程的时候，意外倒是没有感受到，倒是，这位张教授挺意外了。

　　因为这老师见到坐在后面的蹭课的苏亦之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宿教授的高足也来听课，看来，我这堂课要好好讲了。”

　　瞬间，课堂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苏亦在历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调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阶梯教授的后面也没用，照样被认出来。

　　“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教室里面七八十个人，这一哄笑，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

　　好在对于这种目光，苏亦都习惯了，也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连忙回话，“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所以想跟诸位同学一起来上课，如果张老师不介意的话，我以后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过来，您看行吗？”

　　张光达笑，“自然是可以，我们北大的大课别说咱们历史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学生过来，咱们都欢迎。”

　　也对。

　　北大各院系之间的大课，互相蹭课的学生特别多。

　　有时候，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够，就挤在过道上，实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这也算是这跟年代北大的风气。

　　到了后世，这种风气就没有浓厚。

　　这个时候，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出版，北大的自己的教材也没有出来，使用的还是剪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作为北大前任历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编著的《中国史纲》是在重庆时期完成的，甚至编著完毕，第一个就送给周总理观阅。

　　这本书，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肯定有许多不足，但剪伯赞先生被称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说明他的开创之举，在这本书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一直以来都是北大历史系的主要通史教材。

　　实际上，这个年代，不仅仅是有《中国史纲》还有郭老《中国史稿》，不过《中国史稿》是郭老集社科院历史所全体之力编著的，而《中国史纲要》则是剪老集北大之力编著而成的，各有各有的优缺点。

　　但在这个年代，都是优秀的通史教材。

　　对于苏亦来说，唯一的缺憾，就是意识形态太过于浓厚，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这依旧不可多得优秀的教材。

　　而且，跟大部分的通史教材一样，都是从史前时代开始讲述的，毕竟大家都熟悉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

　　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考古材料有些不足，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跟现实有出入。

　　比如争议极大的夏朝，在这本书里面基本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不过这个缺点，不仅在《中国史纲要》里面，就连历博的中国陈列也存在这样的缺憾。

　　但对于初窥门径的历史系第一新生来说，这本书的内容足够了。

　　不过对于苏亦来说，这本书教授的内容太浅了。

　　尤其是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讲述，对于他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槽点太多。

　　甚至，人类起源部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

　　带过了怎么办？

　　只能不讲述了。

　　同样，张光达教授也没有讲述。

　　所以整节课停下来，苏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是旁边的学生把他摇醒，刚走出教室就发现张光达教授刻意停下来等他。

　　“苏亦同学，咱们聊一聊？”张教授说。

　　对于这样的提议，苏亦当然无法拒绝。

　　两人一边走边聊，主要是张光达在问，“苏亦同学，刚才在课堂上一直在睡觉，是觉得我讲课的水平不行吗？”

　　苏亦连忙摇头，“并非如此，张教授授课很风趣，同学都喜欢听，只不过通史，对于我来说，内容太过于基础了。”

　　张光达哑然失笑，“也对，你可是连何尊铭文都读懂的人，甚至还是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今天这节课讲述就是史前时代，这就是你们考古专业的大本营，浅薄也是应该的，同样，这也不是我的所擅长的。”

　　苏亦点头，“来之前马世昌师兄跟我说过张老师的情况，所以希望能跟学习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毕竟，我是学佛教考古的，未来肯定离不来这些内容。”

　　张光达恍然，“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苏亦说，“宿先生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基础不足，就给我推荐张老师您。”

　　张光达说，“那行，下一次过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书单吧，到时候，你就写一篇关于西域史方面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了，你就不用过来我这边听课了，系里面安排我的课程估计要到大二大三了。”

　　话虽如此，但张光达还直接给苏亦当场推荐书单了。

　　恰好苏亦有空，就顺带跑一趟图书馆。

　　文史楼三楼是考古专业的阅览室，但收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专业的，一些历史类藏书还是要去图书馆借阅。

　　北大的图书馆是75年刚建成，也就是后世的老馆。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对于这年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