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口出患从口入，这点，苏亦是知道的。范长流能够把这些辛秘告诉他，已是不易。

　　毕竟涉及到周李两位大领导，这个层面的事情，对于苏亦来说，太过遥远。

　　他也只能够感慨，这年头想要调一个大学教授，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但整个故事听下来，苏亦除了对王永兴这尊大佬越发好奇之外，故事之中的另外一个人李培豪也成功的引起他的好奇心。

　　这可是个人才啊。

　　能够在这个年代如此懂得变通，就算在学术方面毫无建树，在政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以后有这样的人物当领导，北大历史系肯定越来越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后世在北大历史系并没有留下什么事迹。

　　前世，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对方的名讳？

　　要不是英年早逝，就是遇到什么变故调离北大了，不然，这样一个人物在北大，不可能寂寂无名。

　　要知道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郝斌，未来都成功担任北大副校长。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未来都应该跟对方好好结交一番。

　　王永兴先生调来北大，对于北大历史学科建设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邓、王两位的合作，甚至再过两三年，北大历史系就顺势成立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后来一直都是邓广铭先生担任中心主任。

　　也因为中古史中心的存在，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的时候，历史系就算损失颇大，也因为有了中古史中心的存在，不至于伤筋动骨；也让北大历史系的分量没减，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镇。

　　不过这是后话了。

　　故事最终还是要回到王永兴的身上。

　　这位先生，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他已经不算陌生了。

　　对于这位先生，苏亦虽未谋面，却似故人。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聊天的时候，就曾经提及过这位先生。

　　因为王永兴跟周一良两人都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而且，这位好像也蛮有八卦潜质的，他被拒绝读邓广铭先生研究生的事情，就是他告诉周一良先生的。

　　除此之外，他在新生见面会上的发言，多半也是这位先生说的，不然，周一良先生怎么会知道自己提出来的“蒙满回藏鲜之学”。

　　所以，苏亦特意去图书馆查一下对方的资料，还刻意跟马世昌以及北大八卦一姐许婉韵打听对方的情况

　　再加上，前世一些记忆，苏亦也对这位先生的生平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十四年的就读清华，后来随着清华南迁，到西南联大，后来又到北大文研所史学部读研。北大文研所在昆明的时候，是独立于西南联大的，跟西南联大并没有隶属关系。

　　王一边在文研所读研一边担任研究助教，助教的职位，直到46年10月份北大回迁他离开北大才结束。

　　他之所以离开北大，完全就是因为陈寅恪先生要会清华大学，点名要他当助手，因为，当时陈寅恪先生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

　　正因如此，王永兴在清华一待就是好几年，不过52年院系大调整的时候，他并没有如同周一良一样被调任到北大，而是担任清华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

　　后来，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师修学院任教，曾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

　　也只是因为如此，才能跟邓广铭认识，所以三王被邓广铭如此欣赏是有原因的。

　　王永兴被调入北大历史系以后，一个学期，同时开设了两门课程。这样的老师，可不多见。

　　毕竟，北大的名师虽然不多，但并非没人，就算在隋唐史方面，张光达先生也有不俗的功底。

　　隋唐史跟敦煌学，这两个课程，苏亦想都没有想到就选择敦煌学。

　　因为隋唐史部分，对于苏亦来说可学可不学。

　　而且之前蹭张光达《中国通史》课程的时候，对方讲授的就是隋唐史部分。

　　这个时候，张光达的研究方向依旧集中在隋唐史以及中亚史，他的隋唐史造诣不俗，对于苏亦这样一个半吊子来说，听他的课程足够了。

　　不需要特意跑去王永兴的课堂再次听隋唐史。

　　而北大之所以开设《中国通史》隋唐部分，又开设《隋唐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两门都是中国史的专业基础课。

　　实际上，也不仅北大历史专业的学生要上，就连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也都要上。

　　至于《隋唐史》则属于专业必修课程。

　　王永兴是敦煌学的大牛，苏亦是知道的，前世是就没少听过他的名头。

　　他以前在云大读研的是一个师兄后来考入兰大读博，研究的方向就是敦煌学，他之前做考古公众号策划敦煌学推书的时候，就曾经跟这位师兄求助，对方就曾经给推荐王永兴的专著。

　　以前，苏亦的刻版印象，研究敦煌学的大牛都在兰大，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当时他简单翻看一下，也了解过他的生平，不然他之前怎么知道王永兴、周一良跟陈寅恪三人的轶事。

　　这种情况之下，苏亦对于王永兴教授的课程就越发的期待。

　　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课堂之中接触敦煌学而非书本之中。

　　在文史楼一楼阶梯教室中，莫名而来的学生，非常多。

　　跟王利器先生的课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年代，敦煌学的影响依旧很足。

　　因为特殊年代的冲击，王永兴的腿脚有些不方便，然而，当上课铃声正式响起来的时候，这位老师还是极力要站直着给台下的学生鞠躬，才正式上课。

　　下意识的，坐在前排的学生，也都纷纷站立起来，紧接着大家都不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然后开始喊“老师好”，除非在中学时代，苏亦已经很难感受到这种整齐划一对台上的老师问好的上课方式了。

　　没有想到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倒是遇到了。

　　但台上的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确实值得台下的每一个学生的尊敬。

　　王永兴摆了摆手，示意教室的学生落座之后，才在黑白上写了三个大字——敦煌学。

　　王永兴问，“诸位，知道敦煌学三个字是谁提出来的吗？”

　　一时之间，台下的学生还真没有人答出来，就连随同苏亦过来蹭课的研究生范长流，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

　　苏亦本来不想冒头，但这个时候，还是忍不住说道，“应该是陈寅恪先生吧，1930年，陈先生在《敦煌劫馀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

　　唰！

　　一下子，众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结果，发现回答的人是他这位“小师兄”以后，也都露出恍然的神情。

　　似乎在他们看来，苏亦能回答出来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实际上，台下的大一新生来说，敦煌学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大部分人都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却不曾想到敦煌学竟然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

　　王永兴也认出来苏亦，对着他笑了笑，“没有错，苏亦同学的说法，是正确的，在国内第一个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人，就是陈寅恪先生。”

　　说着，他又在台上唰唰的写了一行字。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王永兴刚写完，就把苏亦喊起来了，“苏亦同学，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出自于哪里并且是什么意思。”

　　得，不用想都知道是考题来了。

　　苏亦只好站起来，“这话应该说出自于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馀录序》，大致意思是说，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就是所谓的学术新潮流。而学者研究问题，应该跟踪此潮流，这才是当今的西方汉学主流，要是没跟上学术主流这，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学者。这是学术史上常态，并非那些闭门造车的人可以比拟的，而，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应该就是那时候的主流学术新潮流。”

　　说完，苏亦有些心虚得望着王永兴，“我的理解可能有些问题，不对的地方希望王先生指正。”

　　王永兴示意他坐下，然后说，“大致意思没有错，至于一些细节问题，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此即陈先生关于‘预流’说的表述。这段话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认识，即预流说的标尺;二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为预流之学。”

　　“对于陈先生那个年代来说，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何为世界学术？在苏亦同学看来，在敦煌学兴起的年代，应该就是西方汉学。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此时的敦煌学以及不分西方跟东方之学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显学。是值得我一生研究的学说。”

　　顿时，众人鼓掌。

　　现在，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众人敬佩，然而，谁也没有看不起苏亦的意思，因为苏亦是在场众人唯一可以跟老先生平等对话的存在，仅仅是这点就足够让他们仰望了。

　　王永兴也对苏亦没有任何偏见，他说，“待任何问题一定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如果脱离了历史，孤立地来看问题，势必有些片面，甚至错误。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他提出来的预流说，也是有时代限制的的，这也跟陈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

　　“陈先生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陈先生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陈先生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那是因为陈先生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先生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先生已大量购置西方学者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这才有陈先生强调: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说着，王永兴望着台下苏亦众人，说，“诸位都是我国未来史学之栋梁，如若对敦煌学感兴趣，只当自此立志于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希望诸位他日都能成为敦煌学之预流。”

　　瞬间，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想起来。

　　王永兴授课很有感染力。

　　因为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一举一动之间，都能够跟台下起到一种互动。

　　甚至，言语之间还让苏亦有一种共鸣感。

　　这就相当难得了。

　　虽然他的授课，跟其他老师差不多，都是从概念讲起来，然后，他比其他先生更加具有激情。

　　同样，因为是陈门弟子，他接触的就是最为正统的史学训练，师出名门，他比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更早的接触敦煌学。

　　所以，他授课的方式，并非是从枯燥的敦煌经卷开始，而是开始讲述学术史。

　　就是开始跟大家讲述，敦煌学的由来以及敦煌学的发展。

　　顺带，跟大家讲授一下敦煌学术史。

　　不过王永兴先生的学术史，更多是放在陈寅恪先生的身上，在推介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他似乎比周一良先生更加直给。

　　不过因为考古学术史就是前世苏亦读研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内容，苏亦基本上都不陌生。

　　比如，他提到的敦煌藏经洞经卷流失历史。

　　除了提到大家熟悉的斯坦因、伯希和之外，还提到日本和尚大谷光瑞的探险队，甚至，还提到俄国的奥登保。

　　因为这些人都跟敦煌经卷以及壁画的流散在海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知道斯坦因跟伯希和是直接从道士王圆箓的手中购买大量经卷，实际上，日本人也到了敦煌。

　　大谷光瑞探险队之中的吉川小一郎跟橘瑞超两人也到了敦煌。

　　比如吉川，他就取得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和两尊做工精美的佛像。

　　不过他到敦煌的时候，藏经洞已成空洞，大部分经卷被晚清政府命敦煌知县运往北京了。

　　“王圆箓早已将认为有价值的经卷藏在了转经筒里面，并陆续卖给这些外国探险队员们。对外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王道士，看到日本人的到来并不觉得惊讶，于是，吉川小一郎就以11两银元的价格换取了一批唐朝经卷。”

　　“收到吉川消息的橘瑞超赶到敦煌与之汇合。俩人又从王道生手中各自获得了大量经卷。吉川小一郞在追述王道士给他搬运文书时描述说：态度恰像贼运赃物一样。其中吉川一百多卷，橘瑞超两百六十多卷。最终所获物品用了一百头骆驼才运出敦煌。”

　　等王永兴提到日本人从王道士手中盗卖敦煌经卷的时候，台下的学生愤怒不已。

　　这种愤怒比听到斯坦因跟伯希和两人的故事的时候，还来得更加猛烈。

　　不用想也知道跟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关系了。

　　然而，真正对敦煌文物造成大量遗失的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恰恰就是上面的斯坦因跟伯希和。

　　尤其是伯希和，他比斯坦因这个探险家更加的识货。因为他就是一个语言天才，掌握着多种东方语言，也被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他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经书的方式还跟斯坦因不一样，他是有挑选标准的。

　　“普通的汉字经卷不要，必须要两面都有文字，如果图文并存的话更好；而且专挑少见的世俗文书，那些些双面有文字的世俗文书其实是考古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和史地文书等等。这种甄选方法的确取走了斯坦因所遗的所有艺术品和藏经洞内的文献精华，使巴黎所存文书在价值上远远高于伦敦藏卷。”

　　相比较之下斯坦因就弱爆了。

　　因为这家伙尽量挑选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学术价值如何不管，他看不懂。

　　提到这里的时候，王永兴痛心疾首。

　　因为别人不清楚，苏亦再清楚不过，王永兴对敦煌学研究最为擅长的地方就是在敦煌文书。

　　不过国内学者之所以重视敦煌学，也跟伯希和有关。

　　1908年伯希和离开敦煌前往北京，第二年的北京宴会上，伯希和将其随身携带的敦煌写本公开展览，顿时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当时罗振玉跟王国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呼吁清政府加以保护。

　　因为罗振玉的个人威望，他们的呼吁起到作用了。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毛庆蕃，“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省城）。”

　　然而，学部的本意是好的，还给了六千白银用于购买经卷。

　　结果执行的时候，就有些蛋疼了。

　　六千白银直接被私吞，散落在外面的经卷一卷都没买，不仅如此，王道士藏起来的经卷也没人管。导致大量藏文卷子、夹板贝叶写经、绢画文献散落民间。

　　“前往敦煌的1911－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斯坦因，1914－1915年的奥登堡，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以及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

　　“不仅如此，运送到京城的藏经洞材料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胡了，有价值的经卷被调走，而将普通佛典弄成好几份滥竽充数。这也是为何如今北京图书馆藏卷宗多为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这种20世纪早期人为造成的经卷残损不完的情形导致了藏经洞的文献至今无法全部复原，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

　　听到这话，苏亦突然想起来，在莫高窟三清宫前那句陈寅恪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其实这句话也是出自陈寅恪1930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作的序，原话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的本意是引用这句别人说的话，对当时学界基于这一论断的一些倾向加以批判。大多数人对这句话的认识，以至把它刻在莫高窟石头上的做法，都与陈寅恪的本意南辕北辙。

　　但不管如何，敦煌文物流失在世界各地，确实一段伤心史。

　　“而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敦煌学实际上兴起于国外，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

　　“当然，国内学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早在民国时期，国内的学者一直试图把汉学中心从巴黎还有东京变成北平。这点，咱们苏亦同学在新生见面上有做过发言，我就不赘述了。”

　　果然，王永兴对苏亦印象还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