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流金似火。

　　海淀区，中科院材料应用研究所。

　　在材料应用研究所对面，原来的五十亩农田，变成了一片繁忙的工地。田坎被推平，压路机在工人操控下，缓慢地来回碾实地基。在已经碾压平整的地区，几个建筑工人提着一罐石灰，一路走一路洒，进行修建前的规划工作。

　　就在忙碌的工地不远处，有着一个简陋的工棚。郭逸铭指指点点，手指在工作台上指指画画，向围在他身边的工程师说明建筑要求：“……，这里是实验车间区，为了追求建筑速度，厂房使用钢架构建造。厂房必须做到全封闭，根据功能需要，依次设置为材料准备区、清洗区、硅晶园制备区、切割区。各功能区之间实行隔绝，相连功能区出入口设立除尘间，使用淋浴去尘，通过层层除尘，争取使制备区做到无尘化……”

　　“缺乏流通的话，车间里的空气会很糟糕。”现场工程指挥很不解地说道。

　　“这没有办法，电子设备，尤其是半导体材料制备对空气洁净度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要想提高制备成功率，必须建设高洁净度的无尘环境。我的要求已经算很低了，按照正规的洁净室建造要求，不但要进行层层降尘，还要对产生电子射线的设备也要进行特殊处理，连通风设备、光照系统、地板、墙体都有着严格要求。不过国内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程度的洁净室建设，各种材料都不合格，我也只能降而求其次，不敢提出高标准要求。”

　　郭逸铭遗憾地说道。

　　洁净室是电子工业生产的必备条件。早在二战时期，美军就发现由于电子元器件材料的不稳定，雷达故障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为了提高材料制备纯度，于六十年代借鉴了医院无菌室，建造出高洁净度的无尘车间。

　　现在洁净室在西方军工、电子企业已经成为标准，并向制药、食品等其他行业扩散，但在我国，竟然还在使用全开放式厂房建设，难怪电子产品品质低下。偏偏当他提出要求，工程设计方竟然还不以为然，觉得他小题大做，逼得他不得不从最开始就亲临现场，手把手指着让他们干活。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求……”施工方现场指挥咂咂嘴，无可奈何地答应下来。

　　“这个造价可非常昂贵啊！”董美堂心理算了一笔帐，感慨道，“要像这样改造，光是厂房建造成本就不会低于两百万，要在算上设备采购，总价恐怕要达到五百万，啧啧。这哪是建造一个厂房，简直是用钱堆出一个厂房来！”

　　他带的一批研究员深有同感。

　　国内建造一个同等规模的通用机械厂，八十万就算宽裕。建造一个电子厂，总投资也不过一百多万。他们在董美堂带领下，从厂区建造开始，从头跟踪这次美国公司整个硅晶园制备过程，对西方电子企业精益求精也有些思想准备，但一听总造价竟然高达五百万以上，还是震惊不已。

　　郭逸铭冷笑。

　　才五百万，太便宜了！

　　要不是这个时代硅晶园制备技术还比较初级，不需要更高水准的洁净厂房，真按后世电子企业建造需要，一个晶圆厂没有几十个亿投资，想都别想。

　　现在五百万就能建造一个晶圆厂，他这些天做梦都常常笑醒过来。

　　当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高科技企业，真是赚大发了，想不到国内的底线如此之低。

　　建设投资、设备订制、安装调试，所有的资金都不需要先期投入，只需要让材料应用研究所全程跟踪，转让全套制造技术，就可以在投产后，用生产的硅晶圆来抵账——按照国际市价来抵账！

　　赚翻了！

　　从国内采购的硅晶圆制备材料，高纯度多晶硅国际价格是每公斤8美元，而制备出来的电子级单晶硅国际价格高达416美元！

　　对比一下双方的价差，原材料采购就像白给一样！

　　这就是技术代差形成的单方面掠夺式交换，国内由于缺乏高纯度单晶硅大规模制备技术，要么不买，要买就只能接受西方的单方面定价。硅晶圆生产是这样，矿产、石油也是这样，西方从第三世界购买矿产、原油，经过提炼加工，生产出钢材、汽油，又以数倍、十数倍、数十倍的价格，高价卖给其他国家，通过技术代差，光明正大地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掠夺式交易。

　　事实上，首先提出用硅晶圆抵账的并不是郭逸铭，虽然他确实有这个想法，但还不好意思提。照郭逸铭最初的想法，是用他带来的几万美元，订购一台单晶炉，通过出售硅晶圆一点点积累资本，慢慢壮大。

　　所以最开始谈合作时，他一再推托，最后被逼急了，向公司方面汇报，才“勉为其难”表示同意在国内建一个硅晶圆制备实验室。只是建一个实验室，订购一台单晶炉就合情合理了，他也有钱付账，不会被当作一个骗子，从而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以后扩大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没想到，市委方面竟然对这个提议不满意！

　　他们认为，如果只是实验室制备，国内已经有相关技术了，别说三英寸，就是六英寸也研究出了一些眉目。国内差就差在大规模制备技术上：厂房如何建设、设备如何制造、具体的工艺流程，这些才是国内的弱项。

　　郭逸铭提出只是建一个实验室，令市委市府方面大为失望。

　　他们努力地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劝他说服公司，在国内建立一个标准的硅晶圆制备工厂，并大拍胸口，表示一定会给予最优惠条件。

　　这把郭逸铭乐坏了。

　　他装作很为难地样子，向中方谈判小组透露了一个“公司绝密消息”：公司刚刚研制出几项硅晶圆制备技术，取得了技术专利，正在美国寻找风险投资商，获得风险投资，不过风投公司要价太高，公司方面并不满意。

　　中方谈判小组一听大喜，经过市委市府研究，决定采用专利抵押方式，将公司拥有的热屏、隔热耐腐涂料专利抵押给政府，由政府无偿帮助西部计算机公司进行厂房建设，投产后再以晶圆棒按国际价格抵价归还。

　　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合资建厂、技术转让。

　　这可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

　　大方向一致，他以为很快就可以谈成。可双方接下来的谈判，还是让他有精疲力尽之感，在合资股份上，在企业管理上，在职工工资上，双方都出现了严重分歧。

　　刚对外开放，国家对外部世界充满了警惕，极力维护国家制度不受影响，对投资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

　　企业内必须成立党支部，由书记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人事权完全掌握在书记手中，西部计算机公司只能以董事会的名义参与管理。

　　企业内不得实行差额工资，也就说必须按照国内工资制定水平，按照等级工资发放，做到所有工人同工同酬，一碗水端平。

　　这些要求，郭逸铭绝对不会答应。

　　股份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他就不是以企业决策者身份出现，只是一个股东。无法掌握的企业，拿来有何用？企业人事权更是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人事权，就谈不上对企业的管理。财权也是同理，是企业对职工进行管理的最有效手段。

　　股份、人事权、财权都不由己，这样的合资企业还不如不要！

　　他很失望，非常失望。不是为了帮助国家发展，他何必回国，美国的创业环境比国内好得多！来之前，他也作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落差。他的热情迅速退却。真把他逼急了，他干脆回美国，找风险投资公司申请风投，哪怕成功后同样有被逼稀释股份、赶出企业的可能，至少赚到了第一桶金，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从三月一直纠缠到七月，四个月的时间也没有获得丝毫突破。郭逸铭软磨硬泡，也没有换来对方退让。在这个时代，企业股份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国家的底线，对方同样也不可能退让。

　　失望之余，郭逸铭做出了打道回府的决定。几个月时间，宾馆住宿几乎把他的积蓄给花个精光，再拖下去，他恐怕连回美国的钱都没了。在最后一次谈判中，在对方作出的情况解释时，他讥讽地说道：“既然说实行西方式企业管理，是对工人的剥削。那我们不开工厂，搞一个研究所总行了吧？研究所可是科研单位，不是生产企业，是为了科技发展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这总不涉及到剥削了吧？研究所内有一个试验车间，对研究成果进行验证，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吧？如果这样都不行，那我们就回美国了，这个谈判也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谁料想他这随口一说，倒成了神来之笔，对方也被漫长的谈判弄得疲惫不堪，闻听顿时一愣，随即便“咦”了一声，一拍桌面：“好主意！”

　　中方谈判组立即将情况上报，上面的热情也被这场谈判拖没了。市委方面对这几项技术也是求之若渴，一听用研究所来作为掩盖生产性企业的事实，这样他们也没了原则性限制，一时也被这个新奇的思路给打动了。再听说郭逸铭他们已经开始购买回美国的机票，确实做出了停止谈判的样子，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终于做出了让步，由市委书记亲自拍板。

　　建研究所！

　　还是中方垫资，投产后用硅晶圆付账，这些条件不变。仍然要求合资，股份也必须是中方百分之五十一，美方百分之四十九，但研究所负责人由美方代表（也就是郭逸铭）担任。党支部也必须成立，但美方具有研究所管理权，不得开除员工。工资也必须按照平均原则发放，但可以按照工作考核，发放超额奖金。

　　一场让双方都筋疲力尽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霍克代表美国西部计算机公司最终和市委徐书记，签下了双方的合作协议。

　　表面上，一切都符合国家制定的底线要求，没有一点让步。但实际上，郭逸铭却通过谅解条款，获得了他所想要的所有权利。

　　所谓的原则，就是用来变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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