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徐三茂搞到了药品。贾桐坐上一辆租来的马车，带上药品前往安石庄。

　　果然仗着那个特别通行证，哨兵把贾桐直接领到了后勤部。有一个大汉被称为袁干事，热情地接待贾桐。他叫贾桐帮着把药品送到仓库里，笑眯眯地说：“你是四方来客，劳苦功高啊。”

　　此时只有他们两个人。贾桐连忙回应：“革命不分你我，同志功更高。”

　　暗号对上。袁干事迅速将一个纸团塞进贾桐手里。然后请他到食堂吃饭。

　　贾桐到了食堂领馒头。食堂里一个姓王的师傅见到他，热情地说：“啊呀，你是四方来客，劳苦功高。”贾桐一惊，立即点头哈腰说：“革命不分你我，同志功更高哇。”那人给了他两个馒头，指着其中一个说，“这个有咸菜馅，味道不错的。”

　　贾桐把其中一个馒头吃下去，将“咸菜馅”塞进胸前。

　　出了安石庄后，贾桐将馒头掰开，里面有一个油光纸卷，上面画的是129师指挥部的具体位置。再展开袁干事给的纸团，上面写着两天以后，有副师长和副政委将去某旅指挥，还标着出行路线，所带的人员数目。

　　贾桐没有先回华镇，而是拐进了姜亚村，找到村长通了一下气。然后才返回华镇，找徐三茂汇报情况。

　　徐三茂拿到情报，笑逐颜开。马上制订伏击计划。

　　两天以后徐三茂和贾桐携着，来到事先确立的地点埋伏好。半个小时后，果然望见几匹快马从大路上扬尘而来。跑在前面的正是129师副师长和副政委。徐三茂兴奋地将两颗塞给贾桐。贾桐把上膛，砰地一声，响了。然而骑马的人丝毫不受影响，无人中。徐三茂正要骂，猛听背后响起怒吼：“不要动，举起手来。”两人惊回首，十几支乌黑的口对准他们。

　　徐三茂想掏，贾桐一把夺过来：“你发什么疯啊，不投降，咱都玩完。”他们乖乖地举起手。

　　两人被押进了安石庄。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挥挥手，迎面有几名战士押着两人走来，正是袁干事和王师傅。徐三茂大吃一惊，低声问贾桐：“他们怎么暴露了？”贾桐笑了笑说：“是我揭发的。”

　　“什么……是你？”徐三茂瞪大了眼睛。

　　贾桐从胸前掏出两颗：“老徐呀，你给我的在这儿呢。我刚才打的那叫空。”空就是没有弹头，但能发声。独立团的“李青”中弹，是他们事先早就计划好的，“李青”听到声就假装倒地。

　　贾桐告诉徐三茂，他虽然是军统的特工，但真实身份是八路军的侦察员，潜伏在军统已经三年了。

　　“老徐呀，我已经知道，咱们8人小组的组长，其实就是姜亚村的村长。”贾桐一说，徐三茂如梦方醒。

　　“不过，村长虽然被任命为组长，但有三个特工他却不知道在哪里，上峰没给他交代。其实这三人由你掌握，除了袁干事和王师傅，还有那个茶叶的。这就是军统机构的狡猾，一个组也要分成两部分，互相监督。”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徐三茂追问道。

　　“这是我的秘密。”贾桐做个鬼脸。徐三茂被押了下去。

　　然后贾桐去了姜亚村。村长一见他，高兴地和他握手。这时独立团陈团长来了，他对他们说，自从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派到解放区的特务越来越多，一些以前早就潜伏在队伍里的特务也加紧了活动，为了进一步粉碎敌特的行动，决定不宣布他们这个组被破获，村长继续以暗杀行动组组长的名义跟上面联络。贾桐也继续去茶馆门口摆鞋摊。至于徐三茂，就说他在行动中出了意外，失足坠崖死了。

　　暗杀行动组会继续运转。还有更精彩的任务等着他们。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问道：“这个故事怎么样，是不是很老套？”

　　“还可以，”榕榕说，“听起来有点滑稽。”

　　“就是，实际上有点儿黑色幽默的样子。本身就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对敌讥讽的故事。”

　　“所以听起来还是有点爽感的。”榕榕说，“其实现在有关间谍故事还是挺吃香的，电视剧也多有这种内容的。”

　　“说到间谍故事，我肚子里好多呢。”

　　“那就接着往下说，说得越多越好。”

　　“但你也会听腻的。”我话头一转，“还是先给你来个小品吧，就像是一个甜点心。”

　　“甜点心？是什么样的？”

　　“从失败中站起来。”

　　“哇，明明又是一碗鸡汤吧。”

　　“哈哈，你肚子饿不饿？咱们就一个劲地灌灌鸡汤也好。鸡汤总是有营养的嘛。”

　　榕榕表示她不饱不饿，如果鸡汤很鲜的话可以喝一碗。但千万不要味同嚼蜡。

　　“蜡不蜡不管，先把汤端出来你尝尝吧。”

　　我说道——

　　2013年，对我来说是黑色的一年。自从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公司后，我的工作一直比较顺利，由最初的质量跟踪员，被提拔为业务部经理。正当我踌躇满志放手大干时，却出了个天大的意外。这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外地口音的人自我介绍，是某地的一个商人，他打听到我们公司有关产品后，决定到我们公司看看，准备进一批货。为了揽接这桩业务，我放弃休假时间跟他接洽，把他带到了我们公司。看过样货后，对方表示很满意。并当场要求进货。由于当时公司还没有正式开工，新产品没有出来，只有仓库里有一些去年的陈货。客户要货很紧，他看了看，勉强同意先把陈货拿去，但同时表示他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问可不可以先付少量的定金。我先有些犹豫，最后想到这批货如果能出去，是对公司极大的贡献，就同意了他的计划。

　　谁知货发出以后，那个人从此音讯全无。此时我才知道，他留给我的身份证等资料全是假的。也就是说，我遇上的是一个骗子。这批货价值一百多万，我只拿到他五万块定金。事情发生后，公司报了警，然而人海茫茫，能不能找到骗子只有天知道了。

　　一百多万打了水漂。而这都是我的责任。我由一个功臣，变成了公司的罪人。最初的几天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事，纷纷给我出主意，他们一致怂恿我赶快离开。一百多万，让我赔是赔不起的，出了这样的偏差，唯一的出路只能远走高飞。其实这样的事情放在一个打工者身上，可能都会选择走为上策的，因为老板不会原谅我，肯定要找我算帐。而我是一个穷出身的人，根本无力承担这种赔偿。

　　我真是心如刀绞。怎么办呢？一走了之吗？这样当然是最干脆利落的，我是为公司办业务，出了差错，把摊子甩给公司，好像也顺理成章。可是就这样走掉，我的良心怎么也过不去。我是因为急于为公司销掉产品才犯的错，为什么要选择逃避呢？为什么不能将责任名正言顺地承担下来呢？

　　那几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走与不走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面前。还有两三天老板就要从外地回来了，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理？同事们还在劝我赶紧动身。可最后，我还是咬着牙，摇了摇头。

　　果然，老板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把我找去，劈头一顿骂。骂累了，老板一挥手，叫我马上就离开公司，卷铺盖走人。

　　从老板办公室出来，同事们围了上来，他们都认为老板愿意让我走，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他是既往不咎啊，也就是一百万的损失，是不需要我赔偿的了。其实老板是知道我底细的，让我赔根本不现实。他也是无奈之下让我走人的。应该说，这是值得我庆幸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更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走。

　　第二天早晨，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公司大门。我没有进业务部，因为那里肯定没有我的位置了。我像一个刚进公司没被安排工种的人一样，四处寻找机会。终于我看到有个清洁女工正在拖地板，我连忙跑过去，拿进抹布搞起了卫生。一会儿看到有个杂工在收集废品，我就上前帮忙，把收集起来的废品背下楼去。然后我进入车间去转悠，碰到工人人手不够的地方，就加入进去，跟他们一起干……

　　一上午就这样过去，午饭的铃声响起来了。我走出公司大门，到对面一家快餐店买了一份快餐。饭后又进入公司，到人手缺少的地方去帮忙。

　　一天就这样过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还是这样干。很快有人看出了我的企图，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难道还希望老总发你工资吗？我摇了摇头，苦笑笑，然后继续干自己的。我很清楚在我周围，是一片什么样的目光，有怜悯，有同情，也有讥诮和蔑视。可我强忍着，视而不见。

　　几天后终于被老板发现了。当他看见我还在公司里出没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生气地问我：“你到底想怎么的？叫你走你却不走，怎么赖着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天天来干，也是白干的，我又不会发你一分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