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着喜悦和希望回到城里，但大部分知青很快陷入了尴尬、困难的境地。

　　对这些荒废了七八年甚至十余年时光的大龄青年来说，大学的门槛让他们高不可攀。部队里人满为患，根本不需要他们去扛枪，再说他们也过了扛枪的年龄。工厂也不需要他们，他们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国企里还有无数的职工子弟等着接班呢。

　　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能够成为正式编制的国企职工，少部分知青只能走进街道或社区的合作社、生产组，跟一群老娘们聚集在一起，糊着火柴盒，装一副扑克牌，绕一个线圈，周而复始地做着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

　　而更多的人却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以及城里人口中的“无业游民”。

　　他们的境遇比那些还未返城的知青好不到哪去，至少那些正在太阳底下劳作的知青们，心里是有憧憬和希望的，而他们的希望如同一个绚丽的肥皂泡，被现实一戳便破了。

　　林维桢属于少数那部分幸运儿，通过高考回了城。

　　高考是一道命运分水岭，像林维桢这样的幸运儿去了山的这边，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那边。

　　所以，当林维桢听到余老蔫说那些贼偷有可能是知青时，脸上只有苦笑，心里对他们却根本恨不起来。

　　有人说，这是时代变迁的阵痛，而这种阵痛不仅之于知青，更之于整个社会，所以知青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呆在农村，继续发挥余热，不能回城给国家添麻烦，否则全国人民有样学样，岂不是乱套了？

　　更有甚者，揪着知青中的一些行为不端的败类不放，从而否定整个知青群体，恨不得将其钉死在耻辱柱上。

　　这种言辞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最后便麻木了。

　　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由知青们承担，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幸。

　　作为知青中的普通一员，林维桢自认为没有资格去评判“知识青年”这个人数多达千万的群体。想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由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重活一次，并不意味着自己是万能的，最多只能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再多他也是有心无力。

　　一整晚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你们师大的早饭比我们学校的还差……”，林维桢正跟徐宝奇拉扯着，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道：“林维桢”。

　　扭头一看，是柳月，虽然跟两年前比，柳月的变化挺大的，但林维桢还以一眼认出了她。

　　“徐宝奇同学，你也在啊”。

　　徐宝奇回身看到柳月，惊讶道：“柳月同学，挺巧的嘛”，然后目光在林维桢和柳月身上来回扫着，“你俩认识？”

　　柳月看了林维桢一眼，道：“认识啊，我们一起插过队”。

　　徐宝奇一巴掌拍在脑门上，懊丧道：“你俩都在海州插过队，我居然从来没想到这一点，笨死了！”

　　林维桢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跟柳月再次相见。

　　如果是一个周以前，他很可能选择扭头就走，不过一旦放下了心理包袱，他反而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柳月。

　　林维桢笑道：“老徐，谁能想到会这么巧，是不是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