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花费了两天时间，戈文才勉强得到了一份能令自己满意的大纲。

　　然后戈文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贾平凹的小说叫做《废都》，戈文却不能将自己的小说也起名叫《废都》。

　　贾平凹写废都、废道、废宅、废人，写历史转型期里，文化闲人在失去土地文化而市民化的过程中，受现代生活的压抑、因文化而窒息、为名利所累、不被理解的苦闷等等，是写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人的动物化、动物的人化，小说中颓废之气弥漫，给人悲哀绝望的感受。

　　而戈文的小说尽管也要写了废，也要写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人的动物化、动物的人化，却仍旧保留真实、纯粹、理想和志向，会写努力和奋斗，所以小说的名字如果用《废都》的话，却是不贴题的。

　　小说的名字他已经定下了，就叫《生活在别处》。

　　一说起“生活在别处”这几个字，大家的脑海中可能第一印象就是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书名，又或者是法国诗人兰波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生活在别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句子。所以兰波以它作为诗句，米兰昆德拉以其作为小说的书名。

　　戈文将自己新书的名字定为《生活在别处》，一方面是因为这句话正贴合小说的主题。

　　贾平凹的《废都》写得是80年代的故事，可是身为穿越者的戈文却知道小说中写得社会现象与此时的社会情况并不相符。贾平凹明里写的是80年代，其实写的是90年代初那个已经开始市侩，纯真素朴最后消失的一段时光中的故事。是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

　　按照戈文的想法，他也会这样写，也会把故事放到80年代。他的用意却是要将这个关于庄之蝶的故事当做一则警示的预言，以小说来洞察九十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一定会出现的人生百态。

　　优秀的作品往往会洞察人心，往往会折射社会现实，甚至会预言未来。戈文希望自己这次的小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身为一个创作者内心的野望。

　　既然80年代还未出现小说中的种种景观，那自然是一种别处的状态和生活了。取名《生活在别处》恰如其分。

　　另一方面却是戈文希望将来的国人看到“生活在别处”这句话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自己的小说。

　　戈文喜欢创作，喜欢写作，有着自己的野心和期待。

　　空白的稿纸上写下了一段一段经过深思熟虑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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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照着，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去看。

　　街面的形势依旧是往日形势。有级别坐卧车的坐着卧车。没级别的，但有的是钱，便不愿挤那公共车了，抖着票子去搭出租车。偏偏有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亲临到这里，数辆的警车护卫开道，尖锐的警笛就长声儿价地吼，所有的卧车，出租车、公共车只得靠边慢行，扰乱了自行车长河的节奏。

　　只有徒步的人只管徒步，你踩着我的影子，我踩着他的影子，影于是不痛不痒的。突然，影子的颜色由深而浅，愈浅愈短，一瞬间全然消失。人没有了阴影拖着，似乎人不是了人，用手在屁股后摸摸，摸得一脸的疑惑。

　　有人就偶尔往天上一瞅，立即欢呼：“天上有四个太阳了！”人们全举了头往天上看，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

　　四个太阳大小一般，分不清了新旧雌雄，是聚在一起的，组成个丁字形。过去的经验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但同时有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以为是眼睛看错了；再往天上看，那太阳就不再发红，是白的，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白得还像什么？什么就也看不见了，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

　　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只鸣喇叭，人却胡扑乱踏，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是在看电影吧？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而音响还在进行着。

　　一个人这么感觉了，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于是寂静下来，竟静得死气沉沉，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最后要再吹一声，但没有吹起，是力气用完，像风撞在墙角，拐了一下，消失了。

　　人们似乎看不起吹埙的人，笑了一下，猛地惊醒身处的现实，同时被寂静所恐惧，哇哇惊叫，各处便疯倒了许多。

　　这样的怪异持续了近半个小时，天上的太阳又恢复成了一个。

　　待人们的眼睛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皆面面相觑，随之倒为人的狼狈有了羞槐，就慌不择路地四散。一时又是人乱如蚁，却不见了指挥交通的警察。

　　安全岛上，悠然独坐的竟是一个老头。老头囚首垢面，却有一双极长的眉眼，冷冷地看着人的忙忙。这眼神使大家有些受不得，终就愤怒了，遂喊警察呢？警察在哪儿？

　　姓苏的警察就一边跑一边戴头上的硬壳帽子，骂着老叫花子：“pi!”“pi!”是东京城里骂“滚”的最粗俗的土话。

　　老头听了，拿手指在安全岛上写，写出来却是一个极文雅的上古词：避，就慢慢地笑了。

　　随着笑起来的是一大片，因为老头走下安全岛的时候、暴露了身上的衣服原是孕璜寺香客敬奉的锦旗所制。前心印着“有求”两字，那双腿岔开，裤裆处是粗糙的大针脚一直到了后腰，屁股蛋上左边就是个“必”字，右边就是个“应”字，老头并不知耻，却出口成章；说出了一段谣儿来。

　　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其辞是：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此谣儿流传开来后，有人分析老头并不是个乞丐，或者说他起码是个教师，因为只有教师才能编出这样的谣辞，且谣辞中对前几类人都横加指责，唯独为教师一类人喊苦叫屈。但到底老头是什么人，无人再作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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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贾平凹的《废都》一样，戈文在《生活在别处》的开篇也描绘了一幅人心惶惑、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图景。

　　东京城里的神秘“异事”，引出捡破烂老头的那一段遥辞，在接下来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气功表演、卜卦算命及全民经商的喧闹景象，期间有穿插高级知识分子孟云房与出家的小尼姑偷情、无业游民周敏携带别人的老婆私奔，而后通过这两个人物引出书中的主要任务——以作家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的所作所为。

　　在戈文的印象中，就是在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国退民进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国民价值观开始失衡。那时候社会上的拜金主义、超前消费、游戏人生等观念急剧膨胀，色-情服务、迷信活动卷土重来，贪污腐化、假冒伪劣之风日益猖獗。

　　而就是90年代社会风气的逐渐恶化，让80年代原有的淳朴、简单、浪漫消失的无影无踪，让后人叹惋不已。

　　不知为何，写着写着，戈文竟觉得心中十分的憋气，联想到后世的情形，这一大段情节竟是痛快淋漓之极，写的十分的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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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章是星期五的。

　　晚上忙着整理资料，码字时已经很晚了。

　　另外这章引用了一段贾平凹先生的《废都》原文，是为后面的情节铺垫，必须写。在之后就没有引用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