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一场青春一场梦；人人都讲，一寸光阴一寸金；过去的故事，永远无法回头；曾经的风景，永远只能回忆。

　　为此，很久以前，我就有写点东西、怀念往事的念头，但不知怎么起笔，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而且，我自认为还不具备把故事讲好的能力。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曾根深于我脑海里的往事开始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并且其消亡的速度正日复一日地剧增。于是，我常常陷入一种莫名的忧虑之中：害怕自己终有一日会将昨天的人与事全部都忘记。

　　我这样想，不是没有缘由的。几年以前我仍可轻易地想起小学、初中、乃至高中同学们的名字与面孔。可如今，如果想做到这点，自己着实得费一番力气。

　　于是我决定，趁着自己的记忆还尚存的间隙，把一切都一吐为快。

　　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毗邻天津郊区的小村。父亲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庄稼汉，但他文化水平并不高，初一时就辍学了。母亲则写得一手好字，可惜的是她也只上到小学二年级。

　　二十多年来，无论是芒种时的炎炎夏日，还是秋收中的风吹日晒，田地里总能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就算到了没有农活的冬日，父亲依然要想法设法地给人打短工，挣些钱以补家用。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想摆脱贫困与无知，不过他们的苦日子，我必须好好读书，发愤图强。在他眼中，只有上大学才是我惟一的出路。

　　令当时的我没有想到的是，“考大学”竟成为了我今后十几年的奋斗目标，它就像漆黑夜空中一座不灭的灯塔，使我纵然面对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道路也不惮于前行。

　　我六岁入幼儿园，记得那时我背着书包、抱着爷爷亲手为我做的木凳（那时学校的教学条件很不好），蹦蹦跳跳地来到那个坐落在村边树林旁的、曾被我视为“”的AD小学。无忧乐园的由来，皆因我五岁那年的往事，那时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伙伴：一个叫杨雨，一个叫賀学桐。我们一起丢包，打牌，洗澡，在野地里摔跤，打滚……

　　可是，他俩都要年长我一岁，自然也比我早一年入学。因此，每天我只能呆呆地看着他俩背着崭新的书包，欢声笑语，来去匆匆。

　　一个明媚的午后，我趁着母亲不在家，偷偷地跑到学校。就在那个可爱的幼儿园中，我同杨雨捉迷藏，溜滑梯；等到他们开课后，我便和老师一起坐在讲台上听儿歌，做游戏……

　　回家之后，我被父亲拿扫把抽了好一顿。

　　尽管挨了打，我却丝毫没有改正的念头。从那时起，我常背着他们跑到去玩儿。对那时的我来说，上学，就是一种奢望。

　　一年以后，也就是我刚满六周岁的时候，我终又回到了这个乐园。

　　很多人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面对同样的问题，拥有同样的困惑，于是我们该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我向来鄙视这种看法，一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小村，怎么能同外面的世界相提并论呢？当城里的孩子跟父母说不想再拉小提琴而改练钢琴的时候，农村孩子中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小提琴和钢琴为何物；当城里的孩子抱怨说没有玩具、没有电脑的时候，农村的孩子还在为拥有一个足球而欢呼；当城里的孩子读着《十万个为什么》、《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农村孩子还在渴望着能跟老师再多借一本课外书；当城里的孩子还在为学舞蹈还是学音乐而发愁的时候，农村孩子还在田地里收着麦子，打着猪草；当城里的孩子嘲笑农村的孩子又脏又土又笨又无知的时候，农村孩子正在仰着头羡慕城里的孩子又干净又洋气又聪明又博学；当城里的孩子已经在百米跑道上奔驰的时候，农村的孩子还不清楚真正的起跑线到底在哪里。

　　这些年来农村教学环境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城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一点也没有缩小，反而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成几何倍的增长。

　　有人说，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强，则中国强。我在想，如果一个国家连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公平和公正都做不到的话，那它又如何谈民族的未来呢？

　　AD小学共有十二间教室，而且全部为平房。其中九个为教学室，一个用来放杂物的储藏室，一个图书室，一个老师们共用的集体办公室。校园中央有一个不大的花坛，里面种满了月季花；在月季花的东侧，是一排粗壮而古老的槐树。据说，在AD小学还未建之时，这些槐树就已在此扎根多年了。

　　学校占地面积不大，可每年仍有三百多名学生在此学习和玩耍。在这儿，我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六年级毕业。倘若有人问这里曾有过什么新闻，我只能无奈地回答说，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几乎没有可以供人们拿来消遣和娱乐的话题。如果有人想从这里找到低俗的笑料的话，那准是来错地方了，他应该打开电视，收看那精彩的综艺节目。在我这里，只有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在幼儿园时，我们只有一个任课老师，她不但要教我们语文、数学，还要兼顾体育、美术、音乐（那时候我们仅有这几门功课）。因为学校师资力量有限，她只能自强自立。她逼迫着自己成为了一个“全能教师”，尽管她并不喜欢全能。

　　我们的课桌磨掉了漆，用铅笔刀刻成的各式各样的文字与图案歪歪扭扭地伏在上面。教室的墙壁已由白色变成了乳黄色，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出现裂痕与脱落。地面上凹凸不平的砖头与经年累月而形成的厚厚的淤泥混合在一起，形成一块坚不可摧的“泥砖”地板。我们没有投影仪，没有电脑，没有音响，更没有暖气、空调、饮水机。两台破旧的吊扇耷拉在半空，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引人注目。一个用来盛自来水的白色塑料桶被堆放在墙角，上面放着一个深灰色的木勺。木制窗户被统一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显得还算整洁。在拥挤的空气里——教室并不宽敞——同学们常常为十公分的空间而大吵大闹。最令人感到恼闷的是：幼儿班的屋顶漏雨，而且至少有三处地方能接得着雨水。每到雨天，我们就会按老师的吩咐行事：大雨放学，小雨注意。奇怪的是，在如此的环境下，却没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像流水一般，也都相安无事，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在预备铃响起以后，同学们便唱起歌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十送红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是你的生日》、《小燕子》、《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分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十分钟后，我们便开始一天的课程；所谓课程，无非就是两位数以内的加减法，简易的汉字，听故事，上体育课，画房子，学唱儿歌，做游戏。

　　当时，我坐在后排，一个名叫杨诚的男同学坐在我旁边。在同龄人中，他的个子比较高，理着整齐的分头，常穿一件略带褶皱的白衬衫。

　　“你叫什么名字？”一日，他突然向我开口道。

　　“刘振中。”

　　“嗯……你住村哪头？”

　　“北头。”

　　“哦，”他笑了笑，“以后我们就算朋友了。”他伸出手来。

　　“当然！”我也笑道。

　　课下时，杨诚经常被同学们前呼后拥着，跟他玩的人都很听他的话。他说玩什么，大家就玩什么；他说不想跟谁玩，大家就故意躲着谁。他鬼点子多，心眼儿也多，打架也很猛。在1994年的AD村，如果哪个孩子口袋里常揣着一元钱，那就很了不起了。然而，他却在夏日时常常掏出两块钱給大伙儿买冰棍吃（那时的冰棍一毛钱一根）。在我们后排的这个圈子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头儿”，伙伴们早已习惯于跟随着他。

　　杨诚才刚刚六岁，就已初显领导才能。他会拉拢人，也会讨好人，甚至还会冷落人，这种孩子被人们称为“孩子王”。其实，哪一届学生中都少不了这样的人物，他们聪明、机灵、既善于察言观色，又能说会道。他们确是早熟的花朵。曾经有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原本以为孩子王都是后天培养的，可自从自己的孩子渐渐长大了以后他才明白，孩子王都是天生的。对此，我从未有过质疑。

　　这一天，杨诚正领着我们在教室门前丢包，有一个同学在抢包时一不小心撞上了一年级的胡健。胡健扭过头来不由分说就给了对方一耳光，嘴里还带着脏话：“小逼崽子你长眼了吗？”

　　大家都知道胡健的霸道，并没有人上前阻拦，连杨诚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位被打的同学名叫朱明光，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他用手捂着通红的脸，一句话也不敢说。

　　上课的时候朱明光趴在桌子上，默默地流眼泪，老师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肯说。班里人由于都怕胡健报复，谁都不敢开口。

　　中午休息，胡晨领着几个人笑着走进了班里，他是胡健的堂弟，平日里也嚣张得很。他开口便冲着朱明光道：“唉，怎么着，这下美了吧！”

　　朱明光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胡晨依旧不依不饶，他坐在朱明光的旁边，用那种幸灾乐祸的口吻道：“来，我看看，手印还红吗?”他边说边笑，“来来，我给你吹吹！”

　　“行了，小晨，别上这来欺负人啊！”杨诚半开玩笑地说道。

　　“行吗？行吗？”胡晨依旧是一脸坏笑。

　　“我要说不行呢？”

　　“不行？不行就来试试，看咱俩谁行，操！”

　　胡晨话音刚落，杨诚就扑了过来。胡晨噌地一下站起来，冲着跟他一起来的同伙喊：“抽他！”

　　杨诚哪是四个人的对手？他马上就被摁在了地上。这时，杨诚身边的郑启昌突然抱住了胡晨的腰，脚下一绊就将对手放倒了。

　　两个人之间的争斗，马上就演变成了一场群殴。班里的同学纷纷跑过去拉架。待胡晨被人扶起来时，他的脸上多了两道划痕。他捂着嘴角，一脸委屈，就像一只刚刚被人痛扁的癞皮狗，他裂开嘴：“这事没完，你俩给我等着！”

　　在放学的路上，杨诚和郑启昌被一年级的学生给围住了，对方有十几个人。

　　那天，我没有在现场，但后来听说，杨诚和郑启昌虽然被打了，但真没犯怂，面对比自己大二三岁的对手，他俩毫无惧色。杨诚被胡健抽了好几个嘴巴子，脸也被挠破了；郑启昌被两人骑在身上，鼻孔直冒血。但是，他们却没有求饶，也没有掉眼泪，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长。在回家的路上，两人还乐呵呵地去小卖部买了雪糕。

　　杨诚与郑启昌原先并不熟，平常也很少在一起玩。可自从这件事过后，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郑启昌觉得杨诚大方、热情；而杨诚喜欢郑启昌的勇敢和坚定，尤其是郑启昌拿刀砍胡晨一事让他特别的敬佩。

　　就在郑启昌挨打的第二天，我正坐在教室里做练习题。突然，我听到窗外有人喊救命：郑启昌正拿着一把开了刃的菜刀玩命似的追赶胡晨。

　　班里的同学一个个都看得目瞪口呆，班主任一时也手无足措。

　　郑启昌追着胡晨，胡晨则大喊救命。整个学校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却无人上前劝架，连胡健也开始袖手旁观。

　　突然间，“啊”的一声，郑启昌被四年级班主任一脚踹倒。

　　此事虽然被平息下来，可胡晨着实吓得不轻，从那以后他一见到郑启昌就躲，欺负人的事也少多了。

　　那位一脚将郑启昌放倒的人叫王凌波，他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四年级里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厉害，说他打人最狠，尤其是他的那两条长腿。曾有学生跟他顶嘴，被他一脚从讲台上踹到后排。也有人被他撅过屁股，在床上连趴了三天。在我们那个年月，每个老师都有体罚学生的特权。倘若有人在学校挨了老师的打，回家向家长打小报告，它不仅不会得逞，没准还得挨一顿臭骂：“打得好，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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