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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良深以为然：“以目前唐军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打败西域任何一国都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从哪里征调那么多肯随大军西进北上的民众，才是牛相国最头痛的问题。

　　控制千里之地，最少也要有二十万唐人在当地聚集生活，才能形成人口优势，而西域诸国所占之地又何止几千个千里之地，大唐根本没有那么多富余人口可以迁徙到西域诸国。

　　目前唐国国内安逸之风愈发盛行，百姓承平太久了，当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小富即安的思想滋生严重，早已没有了当年‘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的精神，哪有人愿意搬到西域那片荒芜之地为国守地。

　　如果朝廷强行迫使唐人迁徙到西域，无非是造成大量的人间惨祸，不但不利于化解国内矛盾，还有可能激发民变或引起大面积百姓投敌，所以这个问题不但是牛相国头痛的问题，将来也会是我们这些边城官员、守将最头痛的问题。”

　　范云超说：“成良大哥，牛相国才上任不久，新国策也是刚刚提出，肯定还有很多后续策略跟进细化，你我二人只要为国看护好敦煌府就算尽责了，就不要在这种事情上继续耗费心神了，世上哪有尽善尽美的事情。”

　　李成良说：“唉，位卑不敢忘国忧呀！朝局稳定了才会有地方的稳定。好了不说这个了，就说说咱们敦煌府根据新国策的变化，我们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这一次蛮族联军进攻，几乎把敦煌府附近的农户村寨全部摧毁，让敦煌城本已脆弱的粮食供给系统更加捉襟见肘，今年敦煌城恐怕要从肃州道、甘州道大量采购粮食，才能满足市民的消耗。

　　现在十余万人农户一下失去了生活根本，开城之后还要重建家园、重新开垦土地，今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这两天城内的粮价已经悄然涨了三成，要说这些无良的商人真是嗅觉灵敏呀！

　　平抑粮价和安置农户是敦煌府今春的首要任务，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激发民变，我们不得不谨慎对之呀。”

　　范云超说：“嗯，这些年敦煌府的建设主要围绕着敦煌城建设为主，以手工制造业为本、边贸为主、畜牧农业为辅，终于发展到七十多万人的规模，算是一座西北重镇。

　　但是这种简单的产业模式，造成了产品品类单一、缺乏特点，产量也难以形成规模，边贸中敦煌产品优势不强，工坊做不大也做不强，又限制了雇佣工人的数量，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又导致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肃州道和甘州道。

　　同时农业基础薄弱，没有足够的粮食，就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务农百姓缺乏生育的动力和欲望，敦煌府的少子、无子化情况比唐国其他地区严重很多倍。

　　巴蜀、荆湘两地富庶，户均子女四点一人，关中地区户均子女三点六人，甘肃两道户均子女三点二人，而敦煌府户均只有一点八人，其他地区也存在经济差异，但是对出生率的影响不大，可是敦煌府的这个数据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没有足够的人口就不能推动城市的发展，我们这些年大力鼓励生育，但是收效甚微，现在连补充兵员都是件困难的事情，这种矛盾正在日益加剧。”

　　李成良问：“朝廷让我们自行募兵一万三千人，进行的不顺利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缓解这样的窘境？”

　　范云超说：“这次借助敦煌大捷的影响，报名参军的人比往日有所提升，但是想要一次招募到一万三千名新兵基本无望。

　　至于如何改善敦煌府内外部环境，提升敦煌府的人口生育率，那就要看朝廷有多大的决心，能给敦煌民众多少实惠和刺激政策，至于咱们敦煌府，每年应付驻军开支就已经很吃力了，最多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目前能想到的，花费不多却有实效的方法只有四项：给予育龄家庭生育补助，鼓励民众集中拓荒种植，鼓励手工作坊联合经营和限制富商豪族内迁。”

　　李成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贤弟，关于这四项，你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范云超说：“嗯，我正想向大哥详细汇报呢。

　　首先说给予育龄家庭一定的生育补贴的事，我们可以规定从今年开始，敦煌府每个育龄家庭的第二个新生儿起，官府按月给予一定的抚养补助，应占孩子抚养费用的五成，粮食为主、布料为辅。

　　以后这个家庭每多生一个孩子，相应提升一成的补助比率，生育到第六个孩后，官府将全额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这项政策后期，我们可以逐步加入一些新的帮扶内容，比如说孩子入各坊市公学时，可以免除学费，孩子十四岁后优先安排进入工坊当学徒工等，都会对育龄家庭产生一定的吸引力。”

　　李成良沉吟一会儿道：“贤弟，你稍等，你的想法很实际，也切中要点，我觉得这样闲聊，太浪费我们的心血了，我把府内的文书叫来记录，今天先梳理出一套方向性的东西，之后我们再逐步完善。”

　　府内的文书很快就赶来了，是位三十来岁清瘦的汉子，胳膊下夹着一套笔墨纸砚，听明白了李成良的话后，他急忙在桌上铺开笔墨纸砚，准备记录。

　　李成良又让范云超将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这名文书书法不错，字迹隽永、运笔如飞，一看就是经常执行记录任务的人才。

　　他书写的速度很快，记性也非常好，竟然能一字不落地将范云超的话记录下来，并且比范云超说话的速度慢不了多少。

　　李成良对文书的表现非常满意，吩咐文书继续记录两人的所有对话，他对范云超说：“云超，你提的这个方法可行，回头我让司马核算一下，看看敦煌府每年的税赋能否支撑这样的补助政策。

　　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忧，这样的政策不用限制人群吗？会不会反倒刺激富户多生，从中套取费用，而普通百姓依然生育率不高？”

　　范云超说：“大哥，这个不用担心，富户多生不怕，这才是好事，孩子也有嫡庶之分，那些庶子无法继承家产，最终还是会成为劳动力。

　　而且为了养活日益壮大的家族，会迫使富户加大投入赚取更多的财物，这会促使他们雇佣和消化更多的工人。

　　另外重要一点，富户家的庶子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教育程度都比普通百姓要高，说不定将来可以在富户和普通百姓中间形成第三个阶层。

　　富户多生带来的好处，远比他们套利所得多得多，另外我们可以控制舆情，让全体百姓去监督富户套取生育补助的情况，形成舆论压力，久而久之让富户形成套取生育补助可耻的想法，套取费用的富户自然会减少，甚至消失。

　　至于此项政策的预算，我估计靠目前的税赋总量是不够，我们还得在开源节流上多下功夫，这就得说到鼓励民众集中拓荒种植和鼓励手工作坊联合经营两项措施了。

　　朝廷这次减免了敦煌府百姓三年的税负，就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趁机鼓励民众出城开荒，围绕党河和疏勒河一线兴修水利，进行成片集中的农业种植。

　　如果三年内能形成规模农业种植，我们可以再行减免三年新垦土地的税负，真正让这些开荒者得到实惠，这样才会有更多人的愿意出城开荒。

　　如此良性循环下去，不出十年，敦煌府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将成为这一片区域内最大的粮仓。”

　　李成良说：“这里我插一句，这次出城拓荒不能再以不设防的开放式村镇模式进行了，我们需要派出基层官吏进行管理和指导，并要修建土城村寨、组织乡勇进行自保，逐步形成一些小型城池，这样才算有效拓荒。”

　　范云超说：“嗯，大哥这一点提的好，敦煌府挂着一个州府的名头，只有一座城池确实寒碜，如果这些土城能发展起来，可以报备朝廷建县立衙，这样还可以鼓励一些有能力的底层小吏主动出去参与拓荒。

　　另外小弟还有个建议，不知道成熟不，敦煌府附近生态环境薄弱，树木砍伐殆尽、草场退化严重，无法支撑太多的牲畜放养，所以应该禁绝畜牧养殖。

　　至于百姓的肉食消费，对内我们鼓励市民发展禽蛋养殖，对外可以和附近的蛮族部落签订长期牛羊供应协议，以补肉食不足。”

　　李成良赞道：“真没想到贤弟还能看到畜牧业对环境的破坏，西域为何戈壁遍地、沙漠成片，都是牧民无数年来无度的放牧所致，可利用的草场越来越少，也抑制了西域各族的人口增长。”

　　范云超说：“至于敦煌城内的工坊，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时候了，污染严重、以次充好、产品单一、恶性竞争这四大顽疾，已经快把敦煌工坊制品的牌子砸掉了。

　　从现在起，就应该梳理城内的所有工坊，同一门类的工坊就应该合并，缺乏经营能力和规模的工坊，就应该关停并转，最终每个门类的工坊就留下两至三家，组成大型联合工坊，这样利于集中生产、提升效率、监控质量，还可以减少无序的竞争。

　　同时这种大型工坊生产经营状况平稳，对工坊的工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避免了因工坊倒闭，造成部分手艺很好的工匠流离失所；同时，还利于新品种的研发、新技能的推广，缩短培养新晋工人的周期和成本。”

　　李成良点头说：“我补充一点，像硝制皮货这种重污染的工坊，应该远离食用水水源地，最好能迁出城去。”

　　范云超说：“是的，病从口入，这次的冰污水蛭就是一个教训，保护水源安全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不止是硝制皮货行业，其他有污染的行业也要逐步迁至城外。”

　　李成良说：“贤弟，你再讲讲限制富商豪族内迁的事情。”

　　范云超说：“这些年敦煌府内有不少商人和家族借助边境贸易和跨境商队贸易，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了敦煌府新兴的富人阶层，或带动家族成为了豪族。

　　这些人本应该将从敦煌府挣到的钱财用于家乡建设，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并不看好敦煌城的发展，反而将钱财拿出，持续在肃州道、甘州道，甚至关中、巴蜀、荆湘等地购置物业或发展其他生意。

　　这样持续的抽血，导致敦煌府的商业氛围始终难以达到预期，虽然城主府多次派人警告他们，但是仍能看出资金外流的迹象。

　　如果我们不采取强制手段限制富商豪族资金的内迁活动，这样的示范效应会带动更多人去效仿，这将对敦煌府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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