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人们为什么喜欢当官，抢着去当官？说白了，还不是“利益”两个字，搞乱了人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只要当了官，尤其是当了掌握实权的官，你就会有权、有钱、有势和有名望；在人类几千年来利益分配不匀和不公正的前提下，只要你有了上述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充分地享受到利益带来的诸般好处。换句话说，只要你当了官，你所占用的社会各类资源，就会远远地大于普通人；当然，这一点，与人的道德观和社会法规没有关系，它和你的官职大小有关系，更和几千年来人类不断沉淀和发酵的社会潜规则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列子：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人，你若受到意外的伤害去公安局报警的话，惊动的也就是区区几个人；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大不了会为你组成一个专案组，也就顶到头了。但是，假如你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市长的话，一旦你受到威胁和伤害，那影响就不同了；闹得满城风雨还是小事，很可能全市的警察和武警都会倾巢出动，用最短的时间，不遗余力地为你讨回公道和打击罪犯的。这，就是官与民的巨大区别。

　　闲话短说，作为本书的主人公，彭禹虽然不是官，甚至还是个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弱冠少年，但是他有声势，有名望；这两样东西，根本不是程氏兄弟和一般人可比的。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再加上中央**管委会大领导们的青睐，彭禹具备的这些声势和名望，也就变得非同一般了；其中具备的能量，比一般有权有钱的官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彭禹的沉与浮、荣与衰，关系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和前途；所以，出现这种恶性伤害事件，着急或者愤怒的其实不仅仅是彭禹的家人，而是还有其他人。

　　和彭禹比起来，这些人可是实实在在的当权派，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都靠造反起家，都是受中央**管委会领导的和安置在各个省份和地区的革命干将，都不是等闲之辈。所以，表面上看来，被打的人是彭禹，实际上，被打脸的其实是他们。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像公检法这类的司法机关刚刚恢复了一点点秩序和元气，但是离走上正轨还差得很远；司法工作和权力依然大部分控制在**造反派的手里。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秩序依旧很乱，被革命造反派随随便便整死几个人，实在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按理说，流氓斗殴或者小孩子打架，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在社会上每天不知道发生多少起，谁会有精力和兴趣去管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呢？但是，这事儿摊在彭禹身上，性质就变了；不说别的，假如那位中央**管委会的迟群知道情况后追究下来的话，那整个正阳市的造反派出家的头头脑脑们，很可能会都跟着遭殃的。因此，正阳市的最高领导阶层经过短暂的对话和商讨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恶劣的针对革命小将和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挑衅和挑战的反革命行为，必须给予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必须从快从速地把这股歪风邪气，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铁拳，彻底的打垮和打烂。

　　于是，市委领导一面派遣一个司法调查小组，前往红星中学和农垦指挥部搜集程钢的犯罪资料，一面本着杀鸡给猴看的原则，在全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流氓犯罪的专项运动。

　　俗话说打鱼捎带鳖。仅仅几天的功夫，正阳市公安机关就抓获了五百多名打架斗殴、偷窃盗窃和耍流氓等不良违法分子；一时间，市劳教所里人满为患。没有几天，雷厉风行的司法调查小组也结束了工作，满载而归，把一摞厚厚的调查报告书交在了领导们的书案上。在这份调查报告书里面，调查小组搜集了大量的农垦区村民、红星中学教师和很多受害家长提供的资料，把程刚的犯罪行为彻底的坐实坐牢了。

　　乱世之下用重典。12月25日，包括程刚在内的129名劣迹斑斑、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被执法人员押赴刑场，在万人瞩目之下，被枪决在正阳市东山脚下的小泥沟。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正阳市的社会治安出奇地好了起来，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

　　至于程强，自从哥哥被政府用雷霆手段枪毙之后，因为年纪实在太小，构不成犯罪，于是被人丢进了市劳教所，无人问津，一关就是将近三年，直到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并予以平反纠正后，这才被释放出狱。

　　程氏兄弟不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也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村民们的冷嘲热讽和社会的百般刁难下，程家的日子过得极其艰难，穷困潦倒不说，就连他们的母亲，也在担惊受怕之下病倒在床上，最后变成了一具人事不知的植物人。

　　令人稀奇的是，尽管灾难降临，生活困苦不堪，但程父并没有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苦难中倒下，而是仍旧一如既往的整天酗酒，浑浑噩噩的活像一具行尸走肉。程强出狱后，程父看到村子里当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蔡家声被平了反，还得到了好几万元的巨额补偿金，顿时开了窍，一连数天往市平反办跑，在平反办主任的办公室里不是满地打滚，就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呼天抢地，搞得乌烟瘴气。面对这么一个难缠的滚刀肉，平反办主任被逼无奈，只好命人重新查证当年的案件，最后对于当年司法机关对程强的误判，给予了程家720元的补偿金，这才平息了事端。

　　再说彭禹，自从被人护送到市人民第一医院后，就住进了最好的病房，然后在上级领导特意从外地调来的专家们的安排下，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开始，彭禹还是很配合的，无论是抽血化验，还是对全身骨骼的拍照检查，他都百依百顺；但是，当专家们提出要对他的头颅拍照和透视时，他立马就不干了，声称自己头上没有问题，不需要治疗和检查。

　　对于正阳市这个小地方来说，现在的医疗设备虽然不先进，也没有什么彩色B超和核磁共振等那些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高科技玩意儿，但是检查一下人的脑袋表面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彭禹十分恐慌，害怕他安置在脑袋上的芯片被人发现。于是，无论白校长、父亲、戴老师和医生们怎么劝解，他就是死活不同意接受检查。

　　目睹彭禹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流畅清晰，而且逻辑性也很强，专家们在通过会诊后，也认为彭禹的头脑没有受到损伤；虽然他们不明白也不理解，彭禹为什么对检查头部这么抵触和反感，但也只好放弃了努力。

　　在彭禹住院期间，市各级领导和很多学校以及单位或者个人接踵而来，对他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关怀，什么糕点、罐头、水果和较为稀罕的营养品堆满了整个房间；没办法，彭禹只好让每天前来看望他的姐姐彭薇，坐着农垦区派来的车辆往家里拉。可是，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算妹妹彭芳再怎么兴高采烈地敞开肚皮吃，那也是一时半会儿吃不完的；再加上那些糕点和水果又放不住，时间一长就会烂掉和发霉的。所以，回家后，妈妈不得不大方的把这些东西送给了杜阿姨和乡亲们一部分，博得了村民们的称赞和好感。

　　一个星期后，在彭禹的强烈要求下，有关领导只好批准他出院；并委派了好几辆小车，将彭禹及其家人送回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