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敌后（二十）

　　接到廖磊的电报，叶挺只说了一声：“我要去江北。”把手里的电报一扔走出了指挥部。

　　新四军军部，在安徽省宣城泾县云岭镇，两栋砖木结构楼房和一栋平房，中西合璧的古建筑，是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项英拿起桌上的电报，看了一眼，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江南的队伍日子不好过，江北的队伍日子也不好过！在国民党看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中华大地，属于国民党正统所有。他们可以把大片的国土扔给日本人，却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者占有一席之地。6月10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叶剑英，言谓：共军应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纠纷。全面限制中共军队之抗日活动。蒋介石的话音未落，高敬亭又弄出了这么一出，实在有点让人伤脑筋。难怪叶挺一怒之下要去江北，他也是急火攻心了！

　　新四军在江南没有驻地，所有的驻地都是借驻而已，国民政府给的新四驻地，远在华北，在日军的管辖区内。且不说在那块区域内如何生存，就是从江南移防到华北，要通过日伪军的层层堵截，又谈何容易。1938年夏，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苏南敌后，守回了大量失地，却没有一寸属于自己。新四军每深入一步，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就紧跟一步，时刻让新四军保持在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中间的夹心位置。这种日子，真他娘不是人过的！项英也把手里的电报扔在地上。

　　安庆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的小摩擦，而是上升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冲突，第三战区顾祝同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第五战区的摩擦继续升级，他将在第三战区把新四军的夹心挤得更窄。

　　江北不稳，江南危机，新四军危在旦夕，高敬亭一直在大别山中作战，没有体会过这种夹缝生存的艰难，为了保住新四军这个编制，为了留下这支合法的武装，哪怕是受点委屈也在所不惜。叶挺心急如焚，带着警卫连火速出发，一天一夜急行军从黄公山的山路赶到获港，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渡过长江，经无为巢湖，来到了肥东县的青龙厂。

　　先期到达这里的邓子恢和第四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他，一看到叶挺，邓子恢就摇头不已，一脸的无能为力：“我叫不动他，他是这里的土霸王。”站在身后的戴季英也一脸尴尬，低头不语。

　　叶挺愕在当场，不至于吧！作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的邓子恢，竟然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感慨，这个高敬亭也太过不尊重领导，有点狂妄了！

　　进到青龙厂，负责警卫的第8团团长周骏呜安排好住宿后，让人找了一缸上好的糯米甜酒让叶挺品尝。叶挺心里有事，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他是素食主义者，青菜豆腐送了几口闷酒后，一句话冲了出来：“你们第四支队就由着高敬亭这么乱来？”

　　周鸣骏被叶挺的话吓得一骨碌站起来，说：“军长，这不关我们的事，为了这个事，戴主任没少跟高支队长闹别扭，戴主任要求按照军部的意见往路东发展，高支队长说路东没有基础，生存困难，最好还是回到大别山，进到大别山就是如鱼得水。”

　　“胡说！”叶挺重重的放下杯子，骂道：“这个死脑筋高敬亭，他就不想想，现在安徽省主席是谁，是廖磊，不是当年的刘镇华。他高敬亭可以把刘镇华玩弄于股掌之上，可有本事把廖磊玩得灰溜溜乱转。”

　　“别说廖磊，一个莫敌他就搞不掂。”一边的邓子恢插话说。

　　“子恢同志，你说应该怎么处理？”叶挺问道。

　　“必须与高敬亭同志面谈，把目前的态势告诉他，要以大局为重，不要目光短浅只看到大别山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邓子恢说到这里，苦恼的叫道：“我三番两次打电报给他，让他过来，他就是不过来，开始还找点理由，后来干脆就不理了。”

　　“是啊！有些道理必须面对面的说清楚，还是想办法让敬亭同志过来一趟才是。”叶挺说。

　　“军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一边的周鸣骏擦掉叶挺面前洒泼的酒，重新斟上，说：“我亲自去一趟舒城，就说军长到了，让高支队长过来参加军事会议，如何开展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游击作战。”

　　“好吧！”叶挺想了想，同意了周鸣骏的建议。

　　舒城的高敬亭见到周鸣骏，知道是叶挺到了青龙厂，让他带着由手枪团改编的教导大队前往参加会议，会议后随即展开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游击作战。

　　出于对军长的尊重及信任，同时也知道淮南铁路的重要性，高敬亭把舒城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参谋长詹化雨，带着李世安的教导大队随着周鸣骏前往青龙厂。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到了宿营地，未见到叶挺，却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带人扣留关押，整个警卫班随后都被缴枪。而这个时候的叶挺正在与随高敬亭一同来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李世安说话，叶挺的话很简单：“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李世安当场懵圈，不知所措，只见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从叶挺身后转了出来，以第四支队领导的名义，命令李世安回去将教导大队集合起来，还要向指战员说清楚：高敬亭违抗命令已被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的问题的。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从政治上着手，从根本上帮助高敬亭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先是叶挺邓子恢戴季英与高敬亭进行小范围内三帮一。坐在青龙厂褚峻斋庄园一间明亮的屋子里，邓子恢很诚恳的对高敬亭说，新四军远离中央，要时候保持与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意见一致，新四军作为一支孤军，更要时刻明确自己的战略地位，不能盲目扩军，更不可擅自招兵买马，切不可破坏统一战线。对于这些，高敬亭有自己的观点，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自己在大别山孤军作战，坚持到今天，越打越大，一出大别山，步步唯艰，完全是新四军指导方针的错误。

　　为了帮助高敬亭认识错误，在青龙厂的连以上干部召开大会。在会上，大家各抒已见，基本上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大别山已经是昨日黄花，风光不再，如今在桂系重兵把持之下，再回去已无可能。第七团的一个连长曾经与陈正信在棋盘岭上并肩过战，充分认识到桂军的强悍，大声叫道：“桂军，比日本人更狠三分，去大别山，不是生存，是送命，是死人，是找死。”

　　高敬亭是个很强势的人，他在三年游击战中，由于没有上级领导和监督，养成了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打骂下属的军阀作风，甚至无端猜疑别人对革命的忠诚，动辄上纲上线……新战士丢失枪栓，会被枪毙；行军掉队会被怀疑投敌；被服厂没有及时完成服装任务，厂长会被吊起来毒打。

　　面对下属的责问，高敬亭恼羞成怒，怒声责问叶挺：“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苏区反围剿的时候你在哪里？”、“三年游击战争时候你叶挺干什么去了？”、“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那好，你们为什么要我们放弃用鲜血换来的大别山根据地？”把叶挺问得面红耳赤。

　　叶挺，十五岁就因为支持黄花岗起义而进过监牢，二十二岁保定军校毕业，参加援闽粤军。同年加入国民党，走上了革命道路。率铁军北伐打下赫赫威名，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前往苏联，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退出共产党，加入“第三党”。之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以翻译德文文章为生，成为素食主义者，长达五年。这五年，正是红军在井冈山在湘西在鄂豫皖与国军激战的五年，没有参加到这场激风暴雨中是叶挺一生的遗憾。却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竟然被高敬亭一一数落了出来。在高敬亭的话里，叶挺成了逃兵成了懦夫成了投机者，骂得句句如雷，字字穿心。

　　纵横江湖几十年，几何时被人如此骂过，叶挺不由得恼羞成怒，急火攻心。

　　高敬亭的斥责也使得整个会议升级变味，戴季英很敏感的把会风调转了方向，变成了对高敬亭的批斗大会，他也一针见血的抓住了高敬亭的污点。高敬亭堪称鄂豫皖的“肃反专家”，在担任红25军75师政委时，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在再次组建红28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继承肃反政策，三年中，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肃反。红82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特委书记郑定国、特务营长林维先等相当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余雄、陈守信、张家胜、郑定国被诬陷致死。戴季英把会风转到这个方面，高敬亭就知道自己麻烦大了。

　　叶挺是纯粹的军人，嫉恶如仇，之前还只是因为高敬亭对自己不敬有所恼怒，并不知道高敬亭还曾经做过这么多的恶，当他了解到高敬亭手里竟然沾着如此之多同志的鲜血时，对高敬亭的看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千夫所指万众一声中，他深深知道，面前这个高敬亭就是影响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影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绊脚石。

　　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对高敬亭进行严肃认真的由表及里的触及灵魂的深刻教育，并由戴季英向军长叶挺进行汇报。在与戴季英商量之下，叶挺最后拍板，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执行枪毙。

　　一纸电报，从青龙厂飞到立煌的廖磊案头，看到居然是枪毙高敬亭的请示报告，廖磊瞠目结舌，不敢怠慢，立即转发中央党部、军委会，向委员长报告。

　　6月24日，拿着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公函，叶挺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了布告，并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带到褚老圩东洼子一条水沟边执行枪决。

　　高敬亭被枪毙的消息传出，上下莫不心惊，这是抗战以来，唯一一个不是因为战败而遭枪决的军事主官。莫敌叹息不已，高敬亭会内斗，更会外战，他率领第四支队完成了一系列对日作战，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如此被枪决，实为可惜。廖磊在惊愕之余电邀叶挺，希夷兄若得睱，望到立煌一述，共商抗战大计。蒋介石在欣喜之余，电发新四军：“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

　　莫敌更关心高敬亭被枪毙后的新四军态势，随着邓子恢率工作队进入，顾士多的工作队从怀宁望江纷纷撤回，不久，桐城舒城的新四军开始向路东转移，莫敌知道，这个地区，新四军暂时不会再给他制造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