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是乖乖的父亲，但乖乖死亡的消息给我的震惊之大，也许完全可比凌信诚此时的悲伤之深。当吴警察口出“死”字之后，我有半分钟时间瞠目结舌，心撞咽喉。

　　医院的那位值班主任——吴警察称他杨主任的——向我做了简短解释：“孩子送来时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我们抢救了两个小时，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诊断为乙二醇中毒。但这次毒量比上次明显要大。在孩子心脏停跳后我们又对血液做了一次化验，孩子血液里的毒液大概还有，还有……怎么说呢，大概还有将近半汤勺吧，成年人都未必受得了，更不要说这么小的孩子。”

　　吴警察见杨主任的解释告一段落，适时地插话进来：“现在我们初步确认，凌信诚的女朋友丁优涉嫌杀人，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丁优。据我们掌握，她在北京有个姐姐，开了一个什么网吧，丁优现在很可能藏在她姐姐那里。那个网吧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丁优也不一定就在那里，她下午去凌信诚家作案后可能就已经跑了，已经出北京了……”

　　吴警官对优优的怀疑我已有预感，但他把这种怀疑说得如此果断还是让我心里咯噔一声，太阳穴也不受控制地怦怦直跳，一句话也不受控制地跳出口来：

　　“她没走，她还在北京。”

　　“在哪儿？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吴警察的问话把屋里其他警察的目光全都拉到我的身上，我木讷片刻才像回答审问似的老实交代：“知道，她在她朋友阿菊那里。”

　　我说不清我这时对优优是何感觉，除了震惊和百思不解之外，还有没有同情，还有没有惋惜，还是仅仅剩下理所当然的义愤。但那天我无论怀了何种心情，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吴警察和他的同伴，分乘两辆警车，像两只尖锐的箭矢，穿刺了昏暗的城市之夜，从爱博医院一直刺向阿菊的新家。我甚至还作了警方的一个诱饵，敲开阿菊的屋门。阿菊显然已经睡了，敲了半天才起床来问，听出我的声音之后，才衣冠不整地开灯开门，嘴还奇怪地抱怨：“你不是约好明天去车站的么，这么晚还过来干吗……”

　　在转开屋门的刹那，我看到客厅的大灯刚刚打开，优优已经披衣起来，手里还攥着一根灯绳。警察们随即果断地把我挤开，一鼓作气冲进屋里。我耳中听到阿菊的惊声尖叫，听到警察的大声呐喊，听到不知什么东西被什么人撞翻……但我没有听到优优的声音。和上次警察抓她时完全不同，她好像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没有质辩，没有拳打脚踢，她几乎是一声不响地，束手就擒。

　　警察们把优优押出屋门时我和优优打了照面，互相注视但彼此无言。阿菊也被警察带下楼去，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她在走出楼门时才惊魂略定，才想起向警察大声抗辩。

　　“你们凭什么抓人！我犯了什么法啦！抓人啦，抓人啦，警察乱抓人啦！”

　　阿菊的喊声在宁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但整个楼区似乎都已睡熟，这疯狂的叫喊即便有所惊扰，四邻街坊也无人理会。阿菊的声音很快便连同她的身体，一起被塞进后面的警车。而前面一辆警车早已拉着优优，鸣着警笛开上了来时的大路。

　　警察们把阿菊优优拉到分局，对她们分别进行了审问。当夜两位民警加一位女警又带着阿菊返回家中，对阿菊的几间屋子进行了仔细搜查，大概是想搜到优优投毒的确切物证。

　　警察第二天早晨又搜查了那间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还搜查了网吧后面优优大姐居住的那间平房。警察同时传讯了优优的姐夫，让他交代前一天他用汽车载着优优去凌家的情形。

　　根据优优姐夫的交代，前一天的中午优优来到网吧，告诉他们她要回仙泉看看。她来这里是想向姐夫借一点路费，说好三月之内肯定偿还。姐夫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钱借人。优优大姐说我准备买药的钱还没买呢，你要出门就先拿去。优优说不用了，她摘下自己腕上的手表，问姐夫能否帮她押些现金。这表是劳力士的镶钻腕表，是凌信诚花八万八给优优买的。大姐见优优竟要押掉这块“信物”般的手表，硬逼优优说出她和信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优优只简单笼统地表示他们又吵架了，除此再无更多解释。大姐说我看信诚那人脾气很好，对你也一直不错，是不是你自己太不懂事得罪了信诚？优优则气恨地说信诚对我确实不错，可那小孩实在太狠，他肯定是他亲妈派来整治我的，他们就是想把我赶出凌家。我不用他们这样赶我，我自己走，还不行么！

　　大姐还苦口婆心，百般规劝——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任性使气固然痛快，可最后又能为你带来什么？姐夫在她们姐妹说话的时候，仔细检查了那只手表，断定不像假货，除了上面的钻粒银光闪闪，更重要的是，这是凌信诚特地给优优买的，还能有假？

　　于是他开车拉上优优，去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也是仙泉来的，在北京发财开了酒吧。姐夫以前还回仙泉替他招过坐台小姐，所以彼此有些交情。那人的酒吧开在大红门附近，姐夫便开了他那辆奥拓绕行四环，接近酒仙桥路口时，优优提出要先回家一趟，说有些衣服用品要拿，以备明天上路之用。

　　于是钱志富就拉着优优，把车子开到了凌家公寓楼下。他看着优优快步上楼，二十分钟后又快步下来，下来后她手里多了一个皮箱，里边大概全是出门的行装。

　　然后，他们又去了大红门那边，把那只手表押了一万块钱。优优和那位酒吧老板商量好了，押期两个月，两个月后优优不来拿表，表就归了老板。

　　然后他们又到铁路售票处去，买了第二天去仙泉的一张硬卧。然后钱志富又按优优的要求，送她去了一个胡同。那时天色已晚，他看到优优走进那胡同里的一个院子，和传达室的一个老头不知在交涉什么，半天无果，落落寡欢地又走出来，上了汽车，让姐夫把她直接送回到阿菊的家里。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车行一路，钱志富一直在叨叨不停地规劝优优，让她千万别和信诚闹崩。他一再晓以利害，陈明利弊——不光是你，连你大姐和我全都一样，以后还靠信诚维持生活，拔他一毛而利咱终生，何乐而不为也，你就是装也要装着爱他，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网吧关了，你大姐的病还要打针吃药，要彻底治愈不知猴年马月，所以你万万不能只顾任性，回仙泉看看同学散散心，然后早点回来找信诚认错服输。

　　这些既啰唆又市侩的规劝公安是不要听的，钱志富说得嘴角都堆起了白沫，有用的其实只有几句，那就是他谈到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他亲自开车拉着优优去了凌信诚的公寓，他亲眼看见优优下车上楼去了，二十分钟后又亲眼看见她匆匆下来，而且手里拿着从凌家带出的一只皮箱。

　　根据对钱志富的讯问结果，可以证实，案发前犯罪嫌疑人丁优确实回过凌家，并在凌家实际逗留了大约二十分钟。

　　在讯问钱志富之前，警察们还询问了凌家保姆，保姆是江苏农村来的，已在凌家工作将近十年，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与凌信诚一家早就形同亲属。保姆也证实了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优优突然回来，当时凌信诚和李秘书一起，到外面去看公寓，家里只有保姆和乖乖两人。乖乖午睡未醒，保姆正在卫生间方便，她隐约听见大门响动，仿佛有人进来，脚步似有似无，声音若远若近。等保姆仓促完事走出卫生间时，看见优优正从乖乖房间那边快步走出，与保姆迎面相遇，脸上明显不太自然。保姆在回答警察询问时非常肯定这点，她说优优看见她走出卫生间，就主动冲她笑来着，但张开了嘴却不知说什么。警察问：是想说什么又没想好说什么？保姆说：反正是张口结舌的。后来还是保姆先开口，问她啥时回来的。优优回答说她刚回来，刚进屋，随即岔开话头问保姆能否帮她找个箱子来。保姆这时听见孩子在屋里哭，于是先跑回屋里去看孩子。孩子当时的样子好像没全醒，哭声断断续续的，嗓子半哑不哑的，两只眼睛都闭着。保姆当时没发觉明显异常，上去一通拍拍哄哄，让孩子渐渐趋于平静，但她能感觉到孩子呼吸有些沉重，鼻子也好像不大通气，嘴角还残留了少量水迹。那水迹保姆记得很清楚，她当时以为是孩子睡眠中流出的口水，她还用手绢替他轻轻擦了。她再返身出门时，优优已经杳然不见。保姆跑到储藏间找到皮箱，送到楼上，看到优优正在行色匆匆地收拾东西，接了保姆手上的皮箱，即把从衣柜里取出的几件衣服，还有她日常用的零碎物品，还有从卫生间拿出来的洗漱用具及化妆品，全都塞进箱内。优优刚来凌家时从不用什么化妆品的，后来凌信诚总给她买也就用了，而且渐渐有些上瘾——保姆这样向警察形容优优。尽管优优平时在家对她还算客气，尽管优优从不劳驾保姆伺候，从不对保姆吆三喝四，但保姆还是比较排斥优优，这一点连警察都看出来了。一个办案警察还明知故问：你们平时关系怎样？保姆回答：关系可以的，但我不喜欢这个女孩。警察又问：为什么，她得罪过你？得罪？保姆有些不忿：我在凌家十多年了，她才来了几天，她能把我怎样。我是看不惯她对孩子，所以孩子才见她就闹。另外她年纪小小，脾气却大，一不高兴就冲信诚板脸，说她一句摔门就走。我在凌家十多年了，信诚是我从小带大，十多年我对信诚从来没有大声呵斥，从来没有板过一次面孔，不信你们去问信诚。这女孩刚来几天，凭啥这样厉害！

　　保姆的愤愤不平，除了因为优优在凌家的资历太浅，更重要的，大概缘于优优的出身。看优优来时穿戴的样子，说不定家境比她还要寒微。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仅仅凭着一张脸盘，就能如此轻易地登堂人室，和她这个早来十年的前辈，竟有主仆尊卑之分，所以保姆心里始终看不起她。孩子不要优优，保姆不但不急，还高兴呢。

　　那天下午保姆没有多言，站在屋外冷眼相看。她看着优优匆匆关了皮箱，一刻也不在房间耽搁，急急地下楼去了。保姆跟在她的身后走到一楼。在优优出门的时候，保姆淡淡问道：“你要走吗，小诚回来要问，我怎么说呢？”

　　优优站在门口，已经把门拉开，她一脚在里一脚在外，跨着门槛想了片刻，然后回头简短说道：“你跟他说，我心里很乱，我想一个人生活一阵，他要想知道我在哪里，可以去找我的大姐。”

　　根据保姆的叙述，优优做了如上告别，就关上了公寓的大门下楼走了。优优走后，保姆回到二楼，收拾房间时看到优优在凌信诚的床头，留下一纸别书，内容和她刚才说的，相差不多。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也就是优优走后半小时左右，孩子又哭醒了，保姆哄了一阵才又昏昏睡去。保姆至此有些疑惑，感觉孩子精神不佳，昏睡时间过长，便摇晃孩子让他醒来。孩子醒后突然呕吐，保姆这才慌了，打电话至信诚手机，说孩子又有些病症。信诚问孩子发烧不发，因为孩子上次发病的一个重要症状，就是发烧。保姆给孩子试了体温，体温36.8度，基本正常。信诚说你再观察观察，我现在马上回去。

　　因为路上堵车，凌信诚回到家时已是傍晚五点，到家时孩子还在昏睡。保姆向信诚说了优优来而复去的情形，信诚听了面色阴沉，先去看了看孩子，然后就跑到楼上去打电话。这期间保姆上楼给他送过开水，听到他在电话里和人谈的还是优优。那电话按保姆判断，是打给优优大姐的，他在向优优大姐解释前一天在爱博医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优优被仇慧敏打了一下的具体过程。保姆自然不便在旁多听，放下水下了楼就把孩子弄醒喂他吃饭，孩子吃完饭不到十分钟，就把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

　　接下来孩子开始不停啼哭，保姆再次给孩子试了体温，体温竟已升至38度。这时信诚和保姆都知道孩子又发病了，打了电话叫司机开车过来，等了五分钟后感觉不能再等，于是便抱着孩子急急下楼，上街喊了出租车去了爱博医院，路上堵了将近四十分钟，送到医院的急救室时孩子已经陷入昏迷，两小时以后，医生宣布孩子死亡。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孩子死于中毒，死亡前两次发病，除了保姆之外，只有优优在场。从优优卧室相连的储物间里搜出的那桶汽车防冻液，对孩子中毒的毒源，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警察们又询问了凌信诚的秘书、司机和医生，根据证人众口一词的证言，证实优优与死者之间，关系极度异常；证实优优能否入主凌家，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证实优优因与孩子冲突，导致与信诚不睦，曾经两次负气出走，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言，矛头全都指向同一方向——在可以接触孩子的所有人中，惟有优优，具备作案动机。另外，原承办凌信诚父母被杀案的分局民警全都知道，优优性格暴烈，刚强易折，在凌家血案当夜及次日凌晨，先是打伤一名男性案犯王德江，后又踢伤一名参与抓捕的分局民警，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纤纤少女，如此敢于动手动脚，亦属少见。综合各方信息及证据，优优投毒杀人的主客观条件都完全具备，个性依据也十分清晰，因此在对优优实行刑事拘留的第二天中午，警察们在分局拘留所的一个房间里，对优优宣布了经检察院正式批准的逮捕令。

　　在优优被批准逮捕之后，警察也找我做了一次调查。那次调查的主题，按我分析，也是在进一步补充优优作案动机方面的证据。在与警察的交谈当中，我不得不承认优优对那个孩子，确实有些反感甚至仇恨；我不得不承认，以优优的个性，她是有可能因一时冲动，一时愤怒，一时糊涂，而采取极端的方法，简单地解决她与孩子之间这场彼此都很无辜，而且旷日持久的矛盾。正如我原来已经分析到的那样，世上许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而优优的年轻、优优的个性，确实构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理支点。

　　优优杀人被捕给我的震撼，与当初我听到乖乖不治身亡，几乎同等量级，让我一连数日思想迷茫，六神无主。优优那张单纯美好的面容，时时浮在眼前，很多场面，会不断跳出——优优对她的大姐，对自小的朋友阿菊，是那样富于爱心，那样慷慨相助，宁愿自己受苦，也要热情他人；对一见钟情的周月，也能数年一日，保持恒久不变的执著向往；对身体患病的信诚，也仅仅单纯是想以德报德，对凌家财富，并无多少觊觎之心，这说明她有着年轻人那种最最淳朴的心灵。这是多么人性的优优！多么善良的优优！多么浪漫的优优！可我也能想起，在那间名叫平淡生活的小酒吧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优优用她的故事，与我讨价还价地争执着几张钞票；也能想起，同样为了几张钞票，她情愿以自己宝贵的少女之身，来博取侯局长这种人的一时快意；也能想起她对乖乖已失去耐性的痛恨和厌烦如何愈演愈烈，如何溢于言表；想起她在警察拘捕她时，随兴而来地大打出手……这又是多么现实的优优！多么粗野的优优！多么无知无畏，不重贞节，缺乏自制，任性而为的优优！

　　也正应验了我原来与凌信诚所做的分析，现实的世界永远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复杂百倍，复杂得有时会让人陷入一种不可知的迷茫。

　　就这样一连数日，思潮难平，之后自然联系到我的电脑中，那篇尚未完成的爱情小说。优优的人生结局，对于展现一个走进繁华都市的打工少女成长道路上的正常与反常，起伏荣辱中的幸与不幸，个性与现实的和谐与碰撞，命运进程的必然与偶然，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与不确定性，等等，均有大书特书之处。但我同时又不得不担忧假若如此描写展现，对作品的商业性将产生致命伤害，因为尽管写出入物表象与其人生归宿的关联与无关，写出逻辑性与非理性的并存不悖，对小说的深刻程度与真实程度，大有帮助，但对于那位翘首以盼的电视投资商来说，却不是好兆。电视剧毕竟是大众艺术，大众艺术需要简单直白，过于复杂难辨的人物心理，远离规则的人物命运，会让观众如坠云雾，好人坏人头绪不清，爱谁恨谁无从选择，拍得好也只能是一部“小众作品”，只能供少数知音慢慢玩味，细品个中深奥，但播出后的收视率统计，则肯定是一塌糊涂。

　　在重新对小说的定位进行推敲之前，我出于大哥和朋友的义务，去医院看了经抢救再次复苏的信诚。我看着他更加削瘦苍白的面容，心中备感怜悯。这样一颗先天不足的心脏，却偏要承受多重打击，丧父丧母之后，又尝丧子之痛，仿佛命中注定，要孤独一生，而且命中注定，要与自己相爱的女人形同水火，不能相容。我能感到，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脏，虽经医生努力救治得以恢复活力，但从他的面容及眼神当中似可发觉，这颗还在有气无力跳动着的心，实际上已经死了。

　　在我看望凌信诚的那天，仇慧敏也到了医院。她被两位警察带着，来与儿子的遗体告别。我作为优优和信诚的朋友，并且作为他们爱情的月老和证人，按先入为主的感情，当然不太喜欢这位姓仇的女人，以及她的男友姜帆。但我可以想像这位戴罪服刑的女人，当看到从医院太平间的冷柜里拉出那具亲子遗骸，心中该是怎样一种伤痛。人非草木，骨肉有情，何况她是一个母亲。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分局民警事后叙述，仇慧敏看到孩子时没有放声号啕，她只是抱着她的儿子，抚摸他的全身，连每个小小的手指脚趾，都一一摩挲遍了，其情其景，让在场旁观之人，无不动容。

　　在和儿子告别之后，仇慧敏坐在太平间外的走廊里，压着声音哭了很久，很久以后她才恢复平静，提出要去看看孩子父亲。警察出于同情马上同意，将她领到凌信诚的病房。仇慧敏走进病房后便扑在凌信诚的身上放声大哭，那时我也恰巧在场，我记得四周除了那凄厉的哭声之外，万籁俱静。

　　凌信诚半躺在病床上，木然地让她抱着，眼中含泪，口中无声。仇慧敏痛哭之后，突然起身，用尽全力，在凌信诚瘦弱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那一掌将凌信诚抽得双目紧闭，口角出血，脸上也现出了几道红红的指印，脸孔歪在一边，几乎窒息。警察们这才一拥而上，连劝带喝，拉走了这位全身瘫软的母亲。

　　仇慧敏被拉出了病房，没再回来，显然已被警察带离。屋里只剩下床上簌簌颤抖的凌信诚，和在床边木然而立的我。我慢慢地坐在床边，轻轻抽出床边的纸巾，想替信诚擦擦眼泪，不料眼泪越擦越多。凌信诚细弱发抖的声音，断断续续，从痉挛的胸腔隐约透出。那是一种非人的哭嚎，一种压抑的泣呓，一种接近于崩溃的哀鸣。

　　“是我害了……我的儿子，是我……害了优优，是我把他们，全都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