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天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罢？”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零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T.B.【注释1】。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出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客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了，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彩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颤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痨，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注释1】T.B.（英文）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