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士林子弟认为，采取本地官制度，并不会像徐清所担忧的那样发生一些地方势力做大的事情，他们还举出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古代汉唐时期，之所以会有藩镇割据，其主要原因便是主官钱权兵三者通吃，而这三项权利，都握在了一人的手中，自然会造成地方势力做大。
与其说是本地官制度让地方势力做大，倒不如说是权利集中才导致地方势力做大，毕竟有很多节度使，其实并不是本地人，但因为掌握着权利，所以最终成为了当地的大族，而如今宋朝采取三权分立的政策，当然，这三权不是现代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而是兵权、财权和政权，三权分立，既然如此，把主管行政的官员换成是本地官，其他两个官员全部用异地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三官中，行政官员最大，拥有节制其他两位官员的权利，而其他两位官员，也可以监视本地官的所作所为，但如果后两者想要为了政绩不达目的的话，那么本地官也可以进行节制，通过这种方法，地方势力虽然会做大，但不会达到割据的地步，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
官员们的这种说法，让徐清也有些动摇，但对于这套制度到底可不可行，徐清还是充满了犹豫，因为从他一路走来，尽管给宋朝做了很大的改变，但基本上都是参照现代的制度在进行着改变，所以在别人眼中，徐清做出了很多的改变，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但只有徐清自己知道，他其实只是在复制粘贴而已，而如今这些官员所建议的这一套制度，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
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是流转制度，无论是文官也好，还是将军们也好，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执政，主要原因便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中国一路以来也都是如此，从夏商周的封邦建国，到秦朝之后的君主集权，以及往后的时光，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利越来越集中的历史，虽然到了现代，为了促进改革开放，所以给了地方上更大的权利，但也没有做出将当地市长规定必须由当地人来担任的情况。
这一点显然还做不到，所以徐清也不敢突兀的做出决定，在他的心中，他并不觉得自己比历代先贤更加的厉害，说到底，自己只是一个富二代而已，比普通人更能看得懂这个世界，接触过更加大的视野，但对于自己的智慧，徐清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最终犹豫再三，他也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三位地方长官依旧由流官担任，但在三位长官之下的局级干部，也就是正八品以及之下的官员，则允许部分使用本地官，以此来抗衡流官，为当地争取更多的权益。
他终究是一个保守的人，让他去做那些大举动，除非有前世的经验做依托，不然他是决然不敢贸然行事的，尤其是到了这个位置上，一举一动便牵连天下苍生，这不是一盘游戏那么简单，若是当地因为他的政策而真的局势不可控，或者造成中央不稳，安禄山史思明之事在宋朝爆发，他可就真的是万死不辞了。
所以最终也只是在地方部门首脑这里放了权，如此一来，即便力有不逮，未来也好收拾，并且这些放权的部门，大抵还是集中在小范围，并没有推行全国，徐清在东部沿海地区找了几处地方，又在珠江三角洲找了几处地方，然后汴京周围和中部，西部地区也都各自找了一些地方，这些地区或者沿海，或者在内地，经济发达程度，人口多寡也多有不同，地形环境也各有差别，在这些地方实验本地官制度，或许等到制度成熟之后再行安排，这就是徐清最后和众人商讨出来的办法。
看上去确实是有些优柔寡断，但这确实才是治国经邦最好的办法。
治大国如烹小鲜，锅子里面若是一块块的五花肉，那么怎么翻炒都行，但若是一条鲫鱼，那就只能慢慢伺候了，不然若是想伺候五花肉那样肆意翻炒，最后整条鱼也就面目全非了，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若是动的太快，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像那条鱼一样，变得面目全非了。
流官制度与本地官制度的争论只不过是官制最为基本的争执而已，在放权上，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权力上面，所谓权力，无外乎行政、财权和兵权，其中兵权当然要归于朝廷指挥，地方是绝对不能调动的，这是从秦朝便传下来的规矩，任何五十人以上的调动，都必须要知会兵部及枢密院，如果是一千人的调动，则必须要有皇帝的圣旨才可以，这个权利自从唐朝五代十国混战之后，便一直得到了保留，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的。
对于这一点，徐清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军队实在太重要了，地方上能够拥有宪兵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开放了，若是再拥有军队，这可就真的了不得了，如今宋朝的军队系统，主要分为三块，其中第一块就是国防军，也就是原来的禁军，数量非常巨大，一共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一百二十万陆军，三十万海军，是整个大宋最为精锐的部队，负责保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以及租界的永久和平。
在此之后便是宪兵，相当于原来的县兵、乡勇，跟现代的武警差不多，属于军队体系之中，但并不由朝廷直接管辖，而是由当地衙门里的都尉直接控制，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一般府一级的城市保持在两千人左右，道一级的行政区保持在五千人左右，县为八百人，乡为两百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行政区域内的稳定和安全，主要处理恐怖袭击事件和地区范围内的剿匪行动。
相比起禁军来说，他们的装备要差得多，首先就是没有重型武器，比如说扫射机关枪，然后就是六十毫米以上的大炮也不允许这些宪兵装备，属于轻型武装，但力量也非常强悍，全国人数在八十万左右，属于军队的第二梯队，战斗能力非常强，接受军队训练，属于战争阶段可以直接拉上战场的部队，主要行动范围在本土地区。
第三梯队就是捕快了，相当于现在的警察，负责城市内部的交通、安全、防卫、消防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说什么都干，他们的人数也最为庞大，大概在一百八十万左右，他们的上级领导为捕快局，隶属于知府、县令、道台控制，属于行政系统，而宪兵则是属于都尉控制，都尉隶属于枢密院、兵部，属于朝廷直接控制的部队，但地方都尉有权调动，而禁军，则是皇帝的部队，这就是如今宋朝军事的体制。
而如今大概只有捕快是完全听命于地方的，但他们的能力非常的弱，许多甚至根本没有作战能力，听上去一百八十万非常多，但里面很多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还有许多是从事各种不一样的工作类型，论及战斗能力是非常低下的，至于宪兵和禁军，则都由朝廷控制，一个归于政事堂，另一个则是属于皇帝，双方个掌握一半，维持着整个宋朝的平衡。
也正是因为军队握在朝廷的手中，所以整个国家才能始终维持中央集权制度，若是像唐朝一样，采取藩镇制度，最后将国家的兵权全部交给藩镇去控制，自然中央的力量就减弱，单单依靠威望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一个国家除了需要道德和威望，更加需要的还是强大的威慑力，而军队是其中必须的一环，所以这一点自然不能让。
唯一能让的就是行政权和财权，其中财权是必须要让渡出一部分的，根据宋朝以往的管理，一个县一年的税收，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要上缴给朝廷，然后由朝廷进行再分配，这个分配过程基本上是富的地方少分点，穷的地方多分点，然后更多的钱则是建立全国基础设施，比如修建运河、赤道之类的工程，又或者是去打仗，然后给朝廷官员发工资，当然，更多的钱就是被各级官员们拿到了自己的口袋私吞了，总之这笔钱主要就是为了维持帝国的运转的。
而如今再让地方上缴这个钱，显然就不太对了，首先就是中央财政如今并不是那么紧缺了，随着一大批由国家注资的企业诞生，再加上殖民地的扩展，如今的宋朝朝廷并不缺钱，远远不需要让地方上缴这么大一笔钱的地步，其中很多钱都可以退掉的，只需要上缴一部分钱，来支援其他贫困地区就够了。
所以财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下放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朝廷对于地方上的认识终究是不如地方官员的，若是胡乱制定政策，只会让地方进入混乱，如今已经是工业时代了，不再像田园时代那样，一个地方官只需要关注自己管辖的地区，老百姓有没有饭吃，土地有没有得到开垦，人口有没有增加就行了，如今的城市发展是多层次的，所以就需要执政团队更加细致的去处理这些城市的角角落落，朝廷只需要进行一些大项目的规划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则交给地方官自己来处理就是了。
所以这就需要进行财权下放，不然地方官连修建一条路的钱都没有，也就别想干成什么事情了，对于这一点，其他几位宰相也跟徐清保持了相同的意见，虽然三司使还是有些不满意，毕竟他是管钱的，如今钱少了，自然是不开心的，但下放财权这是大势所趋的事情，所以他也无法阻挡，只不过他也找到了一些理由，来暂缓下放的速度。
比如说如今宋朝的福利越来越好，而开支自然就越来越大，财权下放是可以的，但也不能下放太多，不然朝廷中央国库空虚，这对于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对此徐清还是十分同意的，所以第一次财权下放，便从上缴百分之六十变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别看只有这么点，但对于宋朝这庞大的财政收入来说，百分之五，相当于是数十亿贯的财富了，这么多的钱，交给地方去执行，绝对能够做许多的事情了。
财权的问题解决，但政权的问题则纠结了一票人，原本对于地方官员，朝廷的限制其实是非常少的，基本属于土皇帝，只要不造反属于想怎么治理就怎么治理的状态，但随着工业化开始，许多官员为了自己的绩效，经常会胡乱发布一些建设命令，比如说给一些地区进行免税，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地方竞争力，又或者是花许多的经历引进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之后，朝廷便严禁各地胡乱发展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又逐步开放这些禁止的东西，但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毕竟朝廷的心中还是有顾虑的，如果随便开放，会不会给地方上带来恶性竞争，最后便宜了资本家却让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了，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容不得徐清去马虎，二来则是开放了之后，到底要到哪一步才算是到头了，这也很难划分的清楚，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心中的顾虑也很重。
虽然已经开放了一部分权利，比如说对于农业用地的使用，这一部分已经全部交给了地方衙门，朝廷是不管的，只要各地保留最基础的生产用地就可以了，至于其余的用地到底是封山还林，还是变成城市群，这都是由当地来支配，但地方官员却不敢动了，毕竟上一次动的那一批，如今可还有不少在牢里带着呢，还有一些则是成了平头老百姓，现在让这些官员来做，自然是投鼠忌器，没有人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
这也需要朝廷进行鼓励，但最终该怎么做，依旧需要朝廷去探索，如今也只能慢慢摸索，让官员们适应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主了，这需要朝廷去进行引导，同时也是一个极为缓慢的事情，不像财权这样只要下放就行了，终归还是要改变这些官员的思维模式，让他们更像一个现代官员那样去思考治理方法才行，光是权利的下放是远远不够的。
与先进的制度相比，徐清永远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任何制度，都有空子可以钻，发达国家，民主国家一概如此，最为关键的还是人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就像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也照样会出现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所以人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没到那个程度，即便再先进的制度，也很难让官员们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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