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换衣服时碰到了房东老太太在后花园里享受阳光，我走过去跟她打招呼，那是位五六十岁的夫人，叫杜丽斯，不过她还有个称呼叫“安德烈”，那是她前夫的名字。

　　据说二十多年前，身为记者的安德烈去了趟南美洲出差，在那里他遇见一个女孩儿，发生了关系。回到伦敦后，安德烈本想瞒住这件事情，可比二十九岁的安德烈小十岁的女孩儿并不愿意做一个秘密情人，更何况她怀了孩子，于是三番五次的打电话要求他离婚。那段时间里，年轻的安德烈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他的文章经常登在《纽约客》《泰晤士报》等国际知名报刊上。女孩从没想过后果，直到出轨的事情被爆出，离婚的消息被捅出，她才后悔，而两个人只能捆在一起行走之后的路。

　　杜丽斯夫人比安德烈小几个月，却拥有比他更多的成熟与远虑。在事业鼎盛时期的这一年半里，安德烈只在家待过十天，其余的时间里都在满世界的跑新闻、写文章、采访。杜丽斯夫人知道他的心太浪，收不回来了，而渴望拥有安稳生活的她在有了南美情缘这件事情后，即便痛着心也只能选择离婚。

　　就这样，一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情，一共二十五年又三个月的光阴，终于落下了帷幕。

　　二婚之后，安德烈的记者身份似乎总是遭到同行们的排挤，《纽约客》也鲜少再向他发出邀请，安德烈只好选择成为一名作家，分享他在满世界跑新闻时的所见所闻，并为一些旅行杂志写游记与介绍。

　　青山未改，绿水依旧在流，恍惚之间又过去了二十五年的光阴。

　　五十多岁的杜丽斯夫人患了眼疾，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住在楼下的她每半个月都会来敲一次我的门，然后递上一封信，让我读给她听。

　　就像此刻，坐在花园里，我会为她倒上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的旁边，替她念起安德烈先生寄来的信。

　　杜丽斯夫人说，她们早年断了联系，直到去年安德烈生了病，久卧床中，慢慢开始通过写信来与她恢复了联系。他时常提到年轻的时候两人在法国和基辅的情景，可不论他怎么说，杜丽斯太太都坚持没回信。

　　念完后，杜丽斯夫人总是会笑一笑，即便我提出帮她代写，她也拒绝。

　　“夫人，这有什么不可回的，他妻子都病逝了，您既然愿意接受来信，说明您还在意他；您一直用安德烈自称，那说明您还爱他，那你们大可重新在一起。”

　　我总会提出这个幼稚的想法来撺掇杜丽斯夫人。

　　而她总是摇摇头，什么都不肯解释，接着将面前的开始喝完，平和的笑。

　　“Hua，你快好了吗？”Jay过来看我，肯定是等烦了。

　　“马上。”我回头对他讲。

　　“那我先走了，您要帮忙来找我。”我诚恳的讲。

　　晚上我喝了不少Tequila，Jay送我回去的时候，我抱着他不肯放手，受傍晚时杜丽斯太太的影响，一路上我都在问他会不会一直爱我。

　　宿醉的下场就是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授讲的英文全变成了火星文，我左耳进右耳出，白无无的度过了一个上午。下课后爱丽丝及将自己的蜂蜜水拿给我喝，我摁了摁太阳穴缓解了十来分钟，才离开教室。

　　“Hua，你该换种生活方式，少去酒吧。”爱丽丝语重心长的告诉我，教导我的样子就像远隔重洋的我的母亲。

　　“亲爱的，这世界上最吸引我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男人。”

　　下课后我独自一个人走到了海德公园，走到腰酸腿痛再也走不动了，才想到打车过去。

　　海德公园很大，人群众多，我坐在湖边，地上的草已经发黄不见盎然生机，手机铃声响了，来电显示是父亲。我不想接，心烦之下直接将它调至关机扔在了一边。

　　我只穿着件薄款的卡其色风衣，在夜晚来临后，公园的风变的有些大，我冷的哆嗦，抱着自个儿双臂狼狈的离开，躲进了附近的一家中餐馆。

　　英国人对中餐并不怎么热爱，即便是饭点了，菜馆里也冷冷清清，还有乱飞的苍蝇在餐桌上嗡嗡叫着。老板娘垂头丧气的坐在收银的柜台后，餐馆里没有放歌，偶尔有几个字母单调的徘徊在空气之中。

　　我想吃沙茶面，但这里没有，想吃蛤蜊，可是也没有。只有小虾和没有蟹黄的螃蟹，无奈之下我点了份最简单的蛋炒饭。

　　老板娘往后厨叫了一声，里面的男人用中文应了一下便开始制作，我猜这也许是她的老公。

　　五分钟后蛋炒饭就上来了，白色的米饭、黄色的蛋末、红色的胡萝卜丁，加上绿色的葱花，看起来虽没什么食欲，但饥饿的我还是吃光了一整盘。

　　回家的路上我都隐隐有些不安，觉得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可是理智一想，我那个家能出什么事情，父亲权势那么大，别人别出事就不错了。

　　尽管如此想着安慰自己，可还是有些不放心。虽然同班的许多同学都觉得我平时话少，总是一副清高又冷漠的样子，可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心是热的，只是不在他们的面前表现出来而已。

　　因为隔着时差，等到父母来电已经是下午的事情了，原来只是我的妹妹谢艺安要满十八周岁了，他们希望我回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有课，脱不开身。”我这样敷衍的发了条短信过去。

　　我又发了条短信给Jay：“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啊。我会一直一直都很爱你的。”

　　“你真幼稚，没有谁会离不开谁。”

　　“既然如此认为，那你的这个问题不也很幼稚？”

　　“那你真的不会离开我吗？”那个幼稚的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幼稚的问题。

　　“不会的，我很爱你，永远不会离开你。”

　　“这算承诺吗？”

　　“对啊。”

　　我感受到了来自那个男人充满善意的爱，也许我该认真试一试，起码在这个并不亲切的异乡，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是多大的幸运。

　　在海德公园吹了一晚上的风后我又不幸患上了感冒，嗓子被糟蹋的一塌糊涂。唱歌剧的人最宝贵的就是这幅嗓子，因此在漫长的一个月里我都无法开口说话，或者说是为了保护嗓子不愿意多说任何一句废话。

　　平安夜前夕，Jay已经开始计划去瑞士滑雪，他撺掇我陪他一起去，可是为了保护我的嗓子只能选择不去。

　　“那你留在伦敦，爱丽丝呢？让她照顾你一下。”

　　“爱丽丝要去爱丁堡跟家人团聚，再说了，人家只是朋友，又不是我花钱雇来的佣人，没有义务过来忙前忙后。”

　　“那怎么办？你一个人在家没事吗？”

　　“那你留下来陪我？”我满含希望的问他。

　　Jay犹豫了，“我也想啊。”

　　“但是我都跟兄弟们约好了，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不好反悔。”

　　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