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记忆中的第一个保姆是40年前我们那个8户人家的院里一个印尼华侨家的阿姨。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的全是医学院的讲师、助教、医生们。对她个人的记忆是她长得白白胖胖，脚却很小，她说那叫“解放脚”；对她工作的记忆是印尼华侨家的内衣也要熨烫，说是消毒，而我们穿的那些补丁衣服连干净都很难保持；再就是她擦地板要把拖把洗到水清才算干净，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进那个华侨家。院里有十几个孩子，她最喜欢我。华侨家的“大白兔”她不敢拿给我吃，却会把“二月二”的祺子（一种小麦面做的干硬小点心）和“七月七”的磕花（也是小麦面做的稍大点的干硬小点心）偷偷地塞一把给我。*开始，喝牛奶吃面包用保姆的印尼华侨难逃厄运，阿姨流着泪离开了他家。从此，再也没人给我们这帮小伙伴讲牛郎织女，讲抬花轿娶媳妇。不久，印尼华侨放弃了报效新中国的初衷，含恨去了香港，至今未归。

　　再次接受保姆这个概念是10年前读过一部记实性小说《我在美国当保姆》，是一个上海退休小学教师讲述自己在美国当保姆的经历。她是八十年代中期被“蛇头”组织过去的，由那里的地下牵线人给安排工作，都是在香港、台湾等家庭做工。在那些家庭作保姆受尽歧视和刁难。她一共做了两年，第一年挣的钱都交给蛇头还了债，第二年挣的钱在回国前游玩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迪斯尼乐园等著名景观后，带回国的人民币大约还有几万，这在当时可真是一笔“巨款”。小说的最后几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大意是：她当了30年教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一辈子受人尊重，但退休时却两手空空；在美国仅仅两年，受尽了歧视和磨难，却不仅游玩了世界著名景观，还带回了在当时称得上巨款的几万元钱。由此，我想到了父亲：解放战争就参加了革命，战争留给他一个残废军人称号，也留给他一个多病的身躯。在大学做了20多年教学工作，刚刚转成正教授便去世了。什么财产也没留下，只留下一堆各种获奖证书，摞在一起有近2尺高。我想到了自己：每月在单位领的工资还没有老妈的退休金的零头多，买下单位分的房子用的还是老爸去世时组织上给的抚恤金，看目前的情况到退休时能有700元的退休金就烧高香了（还不错，2005年退休时拿到了800元，那可是30年工龄的积累啊！），那时可能还不如那个退休老教师，不仅两手空空，甚至连宽松一点的生活都不能保证，更可悲的是大概连病也瞧不起！那个老教师55岁退休后还敢为改变老年生存状况去搏老命，我才40多岁，为何不能为改变老年生存状况提前搏一把呢？于是，44岁那年，我顶替别人下了岗。为此，老妈愁的几天没睡觉。我安慰她：没关系，时代不同了，不靠单位一样可以活下去。就这样不死不活熬到退休，我实在心有不甘。风险与成功是并存的，冒一次风险，失败、成功各有一半的可能，而不冒风险，则一半成功的可能也不会有的。老妈半信半疑接受了我的“谬论”（老妈的话），但却不相信我会有“一半”的成功。虽然她这个女儿小时侯出类拔萃，但在这个全国第二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里，她的“山友”很多都是她女儿这个年龄的女人，这个年纪的女人还能干什么啊！？老妈把对我的担忧藏在心底，每个月送几百元钱过来接济我，每当此时我都觉得无地自容。（老妈，女儿无能，打从工作至今，没给你送过一分孝敬钱，出来三年惟一一次回去，用的还是您的钱）老妈的担忧不幸被言中，折腾了两年多，因一些不愿提及的原因，我果真一事无成。于是我想起了那位去美国当保姆的老教师，事业不成，能挣点钱也行啊。没想到：出国难，难于上青天。阴错阳差，我于2002年12月30日流落到深圳。于是有了书中的经历，于是搜刮尽肚中的墨水，斗胆写下了20多万字。

　　夜深人静，我拂去一天繁琐事务带来的乱丝杂绪，坐在电脑前敲打以上这些文字时，想起三年前岁末的那个黄昏：我拖着装满冬衣的大行李箱，站在深圳市布吉火车站那条街上，茫然四顾。那天的我满脑袋想的都是到哪里去投宿，打死也不会想到三年后会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一本所谓的小说写什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