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乡村温柔》的故事梗概，《齐鲁晚报》已经连载了，不少喜欢你的读者也在打听从哪里能买到书，咱们先告诉一下读者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好吗？

　　答：小说以第一人称模拟主人公牟葛彰在沂河边练讲演，边自语独白，边自我解嘲，说相声似地嘟哝了三天（自然地形成了小说的上中下三卷），诉说了自己的家庭历史和个人经历。他小时讨过饭，长大了外出打工，一次冒名顶替到建设兵团种地，又到无人过问的黄河滩头垦荒和躲避阶级斗争，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只是几次不期而至的艳遇，给他不堪重负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温馨。最后在改革开放中就成了“农民七（企）业家”和“正邪（政协）委员”。还有他父母可笑可叹的特殊经历，以及沂蒙山钓鱼台村的家长里短等等，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与乡土共存的五味人生。我试图以两代人的遭遇、一个人的成长为线索，来描摹和呈现沂蒙山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及文化形态，以及它们形成的思想和情感依据。

　　《乡村温柔》选用的是农民的视角，“我”就是农民中的一员。农民那种刻苦耐劳、坚韧乐观、善良智慧等传统的民情民性，也是我想表现的，还有沂蒙山人的奉献精神及其个性是怎么样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

　　问：有评论家说这部长篇的出版，标志着您营造的“沂蒙山世界”大功告成，是指什么？

　　答：我最早的作品大都是部队题材的东西，像《深深的海洋》了，《静静的海岛》了，《一个人的海滩》及《那年冬天在岛上》了等等，那是一束同类地域、同类题材的东西。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到我家乡沂蒙山之后，有那么两三年我仍然沉浸在那样的一种氛围里面。我不轻易转移阵地。当我适应和熟悉了农村生活，调度起我关于童年生活的记忆的时候，我写了《钓鱼台纪事》。此后就一直没离开过钓鱼台，我差不多围绕着钓鱼台经营了有十五年之久，那还不形成一个小世界呀？我理解评论家们说的这个特别具有个人色彩的小世界，首先是指相对固定的地域性，其次是与之共存的人物、精神、情感与话语的共同性。你一看就是钓鱼台出来的人，他们说着一样的方言土语，有着差不多的思维方式等等、等等。比较成熟一点的作家都是有这么一个小世界的。这个长篇也算是钓鱼台系列的一个小结吧，我以后估计还会写沂蒙山，但不会再写钓鱼台了，比方写写那里的小县城什么的。我不轻易转移阵地，但我会慢慢地转。当然这又会是一外漫长的过程。

　　问：您笔下的这个小世界永远都是那么温柔、温馨，这部小说第十三章的开头有一段牟葛彰的话，“我喜欢说一些美好的事物、温暖的故事、轻松的话题，而极力回避痛苦、残酷、丑恶、尴尬之类的事情，我就是这么个人，这与我的性格、心地及周围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痛苦是肯定都有的了，谁没痛苦？我只是不说”。有评论家说，这段话比较能代表作者的创作思想及审美情趣，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答：我承认这段话是我自己的观点，只是借用了主人公的口吻将它说了出来。作者在生活中所感兴趣的及注意捕捉的，一般都是和他心灵相接近和亲切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不同作家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作品。当然，生活中并不都是喜剧因素，《乡村温柔》里面也免不了要写到一些“小沉重”，甚至是很悲惨和残忍的事件，但我写到最惨烈之处的时候，往往立即煞住或笔锋一转，以一种幽默、调侃、揶揄的喜剧手法，来冲淡和超越悲剧。这种对生活的处理，一方面与我的性格爱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生活重新审视的结果。历史当然充满着悲剧，但当这一页被掀过去之后，再回眸这段生活，痛苦的程度往往要减轻，尤其在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之际，乐观主义将使沉重的历史回归为喜剧。所以马克思说，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者。温柔是一种品格，我追求这种品格。

　　问：这部长篇的叙事方式很独特，是让主人公在河边准备讲演稿的形式，在那里自言自语，您为何要用这种形式呢？

　　答：我在部队当新闻干事的时候经常给部队首长写讲话稿，写得多了，我就琢磨着它是可以展开故事、抒发情感、表白心迹的，我们那时听忆苦思甜报告和学习毛**著作的讲用，有时听着也挺受感动，遂将它移植过来当作小说的一种样式了。

　　这种形式比较自由，用起来也比较得心顺手。想想看，一个人蹲在河边嘟嘟囔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大话，也可以窃窃私语地说隐私；他可以正说着过去，又倒过头来说现在；还可以说着说着又想起了某人（记：你让主人公不时地想起韩香草，又不彻底地作交待，就像有根线拽着一样，特别吊读者的胃口），挺来劲儿是不是？

　　这种形式就特别要求两点，一是靠细节连缀，二是靠生动的语言。我欣赏这样一句话，叫做作家靠作品活着，作品靠真实立着。那么真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细节。二一点，我对我的语言比较自信，凭我流畅而有味道的语言，就不愁吸引不住读者。

　　问：读您的作品，确实能体味到一种阅读的快感，很流畅，也很幽默，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答：语言的问题，确实是我十分在意的一个问题，我主张文学语言要生活化，口语化，正像韵律并不就是诗一样，语法也不是文学，语法规整的语言吸引不住读者。我注意将一种方言、俗语、古文和时下流行的一些词汇揉和在一起，形成一种朴素实在、自然流畅而又具有幽默调侃意味的现代文学语言，我觉得读者是买账的，是喜欢的。

　　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作家的本事在于有些话你比一般人早说了一点，群众还没这么说的时候你先说了，有点先知先觉的味道。可现在不行了，有些话作家还没开始说的时候，群众先说了，有时群众说了你还不敢说，那么作家的本事体现在哪里呢？就在于你能将群众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所以我比较注意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我语言中的那点幽默主要是来自生活，来自群众。

　　我主张语言简洁、生动。那么，怎么生动呢？就是多用动词。比方，我说一个人表情很古怪，像急于解手而又找不着地方的那么种表情，可能比别的说法生动一些。

　　还有一个语言节奏的问题。这本书里我经常在一些成语里面加了这个，比方热情好这个客，憨厚朴这个实了等等，这首先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一个只上了两年学的人，他猛丁说个新词儿的时候还是要结巴一下或停顿一下的。还有一些口头语，它本身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有助于刻画人物。我比较注意保持语言的一种内在的节奏，如同我们走路，你按进行曲，按四分之二的拍子走路大概比较顺溜，你若一会儿来一点四分之二的拍子，一会来一点圆舞曲，那绝对要乱套。读书也是这样，不讲节奏的语言没法读，更享受不到一种阅读的快感。

　　问：有报道说您是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你对新乡土小说是怎么看的呢？

　　答：我记得新乡土小说的提法最早是《上海文学》先提的。九十年代初，我接连在《上海文学》比较重要的位置发了五六个中短篇，他们觉得我在写农村题材方面还是有点特色，正好那段时间，还有几个作家也写了些类似的东西，就同新市民这样的提法一块儿提出来了。我觉得之所以叫新乡土，当然还是与一般农村题材以及过去的一些乡土小说有些区别，比方更加重视地域及民风民俗了，不太讲究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了，将一些大的政治运动推到背景当中去了等等。

　　我承认我是一个地域作家、乡土作家、特色作家，我经过努力可以成为一个比较著名的作家，但永远成不了大作家。不要太重视著名这两个字，我家乡有一种八宝豆豉就比较著名，但它再著名也只是一种咸菜，跟满汉全席之类的大菜远不是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