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北京后，“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范文程“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

　　换成现代语言，范文程焕发了政治青春，他兢兢业业发布了一些列措施，将满清至于“解放者”的地位。

　　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发丧，朵儿红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紧接着，朵儿红“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这就是说不管是大明官员还是大顺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

　　涿州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官至大学士，崇祯初被革职为民，满清入京后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位列范文程之前。

　　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后他逃回南方，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陈名夏走投无路重返北京，一直做到大学士。

　　不少明朝官员都投降过李自成，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以什么职务官复原职？朵儿红大手一挥，以官阶高的为准！

　　立时文武百官弹冠相庆。

　　李自成农民军口号一开始是“均田免粮”，后来是“贵贱均田、五年不征”，等同于后世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军所到之处，勒令地主交出粮食和财物，然后把没收的粮钱，分给穷苦的百姓。

　　“地主招你惹你了？”

　　范文程针锋相对，推出“还田令”。下令将农民军没收的田地发还地主，即使地主是明朝的勋贵也同样办理。

　　范文程还废除了明末加派田赋的制度。

　　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

　　朵儿红听从范文程之言，于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

　　“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此举瞬间瓦解了百姓的反抗意志。

　　顾炎武叹道：“一纸还田令，十万军解甲。”

　　十月初一，六岁的顺治帝在北京登基。初十日，颁布即位诏书。

　　诏书中除强调顺治作为天子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外，共提出五十五款，可以看作是范文程一系列政策的总结：

　　“以孔六十五代孫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

　　“废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明会计录，再免本年田赋的三分之一，凡大军经过的地方，再免正粮的一半……

　　“明朝时所欠一切银粮、饷、税，一律免除……

　　“军民年龄七十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除其徭役……

　　“京城的68个卫所的军人，明朝由地方供养，现永免除……

　　由范文程主导的回复一系列明朝旧制的口号，让明朝官员、士大夫、地主、百姓认为“过去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所以反清并不激烈。

　　李自成进京，大明官员纷纷投降，已经说明那时候民间已经对崇祯皇帝失去信心。原因有可能是朱由检花样作死让民间失望至极，也有可能是因为上天降下瘟疫民间选择顺从天意。

　　朱由检临死前发出狠话：“皆诸臣误朕！”

　　他的这句遗言可以分析一下：

　　一支足球队，如果守门员不行，换守门员！如果后卫不行，换后卫！如果前锋不行，换前锋！

　　如果全队都不行？换教练！

　　崇祯十七年，大家都明白到了“换教练”的时候。

　　范文程的一系列施政纲领，将满清包装成了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洋教练”。

　　改朝换代而已，姓“朱”的不行，换姓”爱新觉罗”的来！官员、士大夫、乡绅、地主、百姓都受益。

　　在这种背景下，朵朵带着孔有德、耿仲明于十月十九日从北京出发。次年正月占潼关、克西安，二月进河南，三月出虎牢关，四月屠扬州，五月入南京。有所谓如此这般的战绩一点都不奇怪。

　　五月份，朵朵刚在南京贴出布告：“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六月初五，朵儿红就给朵朵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朵儿红通告全国军民，各地限公文到达的十日内完成剃发，违令者死。地方官员如果上奏反对，“杀无赦”。

　　朵儿红于闰六月以洪承畴代替朵朵，授洪承畴“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赐“便宜行事”。洪承畴从此接管江南“剃头”大业。朵朵于当年十月凯旋回京，以后再无建树。

　　可以想见，朵朵的灭大顺灭南明不过是朵儿红送给他的一场便宜军功。

　　与此同时，摄政王朵儿红在北方发起的“圈地运动”愈演愈烈。

　　朵儿红在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

　　听上去不错，将无主土地划归八旗，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是随着入关八旗子弟人数的增加，土地不够用了。

　　在顺治二年十月，朵儿红再次下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共圈地五万多顷。

　　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圈占民地十万多顷。

　　八旗先圈占远处州县的无主土地，再同京城附近的地主置换。作为拆迁补偿，规定远离故土三百里者减免一年赋税，四百里的土地减免两年赋税。

　　有文字记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

　　有数字统计，京城五百里范围内，满清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一晌约六亩，合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顷七十一亩。其中皇室庄田仅占五千七百多顷，其余皆为八旗官兵的“旗地”。

　　朵儿红以顺治名义下诏：

　　“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八旗官兵从龙入关得了实惠，这才是所谓的“满族”，当时称为“旗人”，作为一个民族真正形成的时刻。

　　旗人有了地，就需要人手耕种。

　　雇佃户收地租？才不会！

　　八旗有包衣奴才制度。留你一条命，“自愿”为我做奴才，可以免除国家的田赋和徭役，这便叫做“投充”。

　　在八旗的铁骑前，不仅一些土地被圈占又不愿迁移的农民“投充”了，甚至还出现带地主动投充的怪现象。

　　有数字表明，遵化经过圈地和投充后，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彻底，根本没有剩余。

　　顺治二年四月，顺治的一道诏书说明了“投充”的现实情况：

　　“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

　　投充的百姓很快就发现，当了奴才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纷纷逃亡。

　　顺治三年五月，朵儿红认为“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出台严厉的《逃人法》，一百多个条目，重在严惩“窝主”。一经查获，窝主就地正法：“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剃发、圈地、投充、逃人，被公认为清初恶政，引发民间反抗，不过这都是朵朵胜利凯旋之后的事情。

　　范文程当时是怎么想的，后人无从得知。但是范文程显然是被朵儿红摆了一道，在顺治三年，朵儿红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削掉了范文程的权利，此后范文程以养病为由，闭不出门。

　　如果说满清的剃发易服引起了明朝士绅的警惕，那么真正引发士绅反弹的还是后续的政策。

　　明末以来，“江南财赋半天下，苏、松、镇、常与江宁五郡又居江南大半之赋”，但是江南官吏士绅经年拖欠税金钱粮。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制定条例，凡江南绅衿拖欠钱粮者，必予以惩罚。但江南士绅仍拒缴如故。

　　康熙元年（1661年），清廷发起“奏削案”。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属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以“抗粮”的罪名，鞭笞纷纷，衣冠扫地。

　　及至雍正，财政吃紧，为养活不纳税不当差的八旗子弟，雍正宣布“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这下子彻底得罪了士绅。

　　顾炎武将民间对满清态度的这种转变理解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然而，一切都晚了。

　　士绅当初轻信满清，百姓造反他们不支持，军头造反他们不伸手，直到祸及自身才想起反抗。清廷羽翼已丰，根本不用顾忌士绅了。

　　雍正发起文字狱，剥夺士绅说话的权利。颁布“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三条禁令于各地明伦堂卧碑。

　　后人总结道：“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稍一不慎，祸且不测”，“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