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虽然说了“这次你绝对不能推辞”，但显然高务实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辞，只不过对于实学派党魁的他而言，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员似的，表现得好像宁死不受一样。
大明朝的文官嘛，哪能皇帝说封赏你就屁颠屁颠接受呢？大家都是要面子的，而明朝文官要面子的方式比较特殊，甚至可以说扭曲。
比如说皇帝捧你，你必须得坚辞不受，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权爱名、道德败坏；皇帝骂你，你必须得甘之如饴，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诚不坚、畏难惧谏。
总之，你必须要和正常的人性反着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大概是理学的负面影响之一吧——存天理，灭人欲。
然而，高务实作为实学派如今的大宗师之一，此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天理即是人欲。
[注：后世有人说王阳明赞成天理即人欲，这是不恰当的。心学是基于理学出现的，王阳明也很在意天理，只是他认为当时读书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么是天理，只是不愿意去做。因此，王阳明更重视“致良知”的“致”，主要宣扬知行合一。不过这个问题大概没有读者乐意看，我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不过，高务实这句话有个前提，即在说“天理即是人欲”之前，需要重新定义什么事“人欲”。或者说，他要为他口中的“人欲”做出一个规范——要区分什么是“人欲”，什么是“兽欲”。
比方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叫人欲，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就叫兽欲；为光宗耀祖而努力读书叫人欲，为升官发财而科举舞弊叫兽欲。
虽然高务实反对当初申时行他们动辄聚众讲学，实际则不过袖手清谈，因此他自己讲学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发表“学术观点”。只不过，高务实发表“学术观点”不是通过讲学，而是通过在自家报刊上不定期发表文章来施行的。
毫无疑问，高务实不做无意义的事，他在发表学术观点的时候都有明确目标：一来，朝廷如果要影响士林舆论，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而这个理论不能仅仅只是说着好听，还要有执行的可能。
按照高务实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他一贯的态度是“打击少数既得利益者，但重视多数既得利益者”。如果这句话不好理解，那么可以换一句更直白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是的，任何斗争都要讲究这个原则，因为只有团结了大多数，才有能力打击一小撮。否则你自己属于“一小撮”，你拿什么去打击大多数？拿天灵盖吗？
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欲”，就是因为在他将“人欲”和“兽欲”区分开来之后，大多数人就会站在他这一边。为什么？因为正本清源之后会发现，儒家本来就是一门“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摆清高、谈心性，屁都不懂，却谁都敢于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这哪是儒家？这是犬儒啊！
高务实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观点”不算多，但其中对这种“犬儒主义”批判却不少，而这么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实学派的“务实主义”。如果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但并没有明确一个人具体应该“行”什么，那么高务实提出的就是实事求是，并且明确指出了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呢？不是泛泛而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是“发展生产力”，并且“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换句话说——别瞎逼逼，都给老子去做事，去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问题不可怕，一边出现新问题，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想做点事往往需要“托古改制”。是的，托古改制在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华文明在周公之后，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去掉了“神灵崇拜”而转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也知道他的本经是《易》，因此他就从《易》开始论述。
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因此别人需要说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什么是易？
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易”就是变化，而《周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你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由此，高务实对《周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说，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
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王朝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社会发展中自行发现的新技术，比如这架犁的结构可以优化优化之类，但总体来说发展缓慢。既然如此，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生产关系自然也不需要过分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的改革在时人眼中看起来十分激进，但他自己知道其实非常温和的原因。时人觉得激进是因为时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而高务实知道自己十分温和是因为他更习惯于前世的发展速度——几十年时间足以天翻地覆，能从农业国干到世界工业之王。
当然，具体到现在的高务实，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一边要改革，一边要解决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也从各个层面给自己“创造盟友”。
拉拢后世人觉得全是废物的勋贵，是因为他知道勋贵有足够的原始资本，而且因为贪欲，他们会支持自己带领他们赚更多的钱——那么，人再废物都没关系，我也不需要你们指挥作战，你们的资本和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输出学术观点，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兽欲”不可取，那都是我们儒家孔圣人鄙弃的，我们要做君子，要入世，要取之有道——也就是说，我们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然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回报。
为啥要这么做？因为只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更多人，所谓“士人不经商”这种思想才能真正被颠覆掉——凭什么我读书人就不能经商办厂？我这是在为国为民啊！
我经商能够让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能够让南方的百姓骑上北方的宝马良驹，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我办厂能够让因灾失去土地的民众能来我厂里找份事做，可以养家糊口，不会饿死街头，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能让更多人生产生活变得便利，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至于你说我从中赚了钱，当然，我当然赚了钱，可那难道不是我应该赚的，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正是因为如此，高务实作为这些思想宣传的来源和主要推动者，他既不能直截了当接受皇帝这句话，也不能假惺惺坚辞不受。这里头就要讲究一个度。
“皇上，追我朝先贤，以开国、靖难之大功，受国公之封自无不可，但您可知道，士林民间对于石亨、朱永……却是耻笑至今。
臣受先帝所托而辅佐陛下，至今已三十来年。虽不敢说殚精竭力，但自问全心全意，确有些许微劳。不过，这些都只是旧日之功，皇上并非漏赏。如今臣既无新功，甚至还刚刚遭受弹劾，又岂敢应下这国公之赏？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朱翊钧呵呵笑道：“新功嘛，这个不着急。朕日前得沈先生在南京所呈奏疏，言南京宫室破败，难以迎驾，须得整修一番才堪使用。也就是说，南巡一事暂且不急，总得等西征胜利之后才方便……
日新，收复西域乃是你一力主张、一力操办，虽人在中枢，却阁令万方，调配天下。此战一胜，自然是你首功。西域乃我华夏故土，失之数百年之久，今若复之，功何其大？彼时你以此功为凭，莫说封一国公，便是异姓王又有何不可？”
高务实连忙道：“皇上慎言，太祖有祖训，异姓不可封王……”
“朕知道！”朱翊钧打断道：“但你说异姓不可封王……那成祖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先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却又怎说？难道我汉人异姓是异姓，蒙古异姓反倒不是异姓了？”
啊，这……
高务实一时语塞，想了想道：“这自然还是有所区别。也先土干(不是也先太师)那个忠勇王封之有因，大抵是成祖千金买马骨之意。况且，他这个王水分也大，实际位在侯伯之间——皇上可记得，《实录》中载：‘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可见这忠勇王成色几何。”
朱翊钧摆了摆手：“朕不比你编纂过实录，这些细节朕可记不得。不过，即便不说忠勇王，那顺义王呢？先帝和朕可都没让顺义王‘坐侯之下、伯之上’啊。”
这下高务实可真是找不出礼法上的理由来了，毕竟两代顺义王都没来过京师面圣，他究竟该坐哪个档次的位置，这玩意儿没有客观证明。
但高务实肯定不敢接“异姓王”这个茬，因此马上想到另一个道理：“顺义王也是特例，俺答老王当年乃是带着数千里封疆、十万铁骑内附而受册封的，臣生而为汉臣，岂能与之比拟？”
朱翊钧倒没料到这还能被高务实找出理由来，也不禁语塞片刻，但让高务实万料不到的是，朱翊钧忽然面现思索之色，沉吟道：“你说这话倒也有理，不过……若说带土内附，你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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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来你们还是觉得我一个人蛋疼就行了，你们恕不奉陪……好吧好吧，臣接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