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这个说法对于后世之人而言很好理解，无非就是市场饱和嘛，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在当前条件下的市场饱和。但是对于朱翊钧而言，要理解起来就会困难一些。

　　虽然根据高务实的经验，“不要低估古人智慧”是完全有道理的，小看“古人”很有可能会吃大亏。但是，这里的“古人智慧”通常是指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与利用并不逊色于后世之人，而偏偏人性的发展提高速度相对比科学的发展提高速度，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但古人的智慧并不是万能的，不能期待他们能突破学识局限，在某些专业的问题上展现什么远见卓识——比如数学物理化学这种需要一整套从基础搭建的学术体系，也比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整体逻辑。

　　跟古人玩心眼，后世之人未必能有多大的优势。如果想要有优势，就只能引入其他有利于自己的变量——比如高务实引入新式器械获得商业优势、引入新式武器与相应的战术体系而获得战场优势。

　　总之，他这些年在各个层面的胜利，其实都是靠引入一套只有利于他这个穿越者的变量来取得的。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等人为何面对他的时候总是束手束脚？

　　有两个方面，一是高务实的布局早在朱翊钧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展开了，先手优势大到离谱，而他能提前布局的这个变量就是他知道原本的历史，这是他独享的变量。

　　二是他在权力体制中提前布局的同时，还利用了实学派的学术理论特点，早就打着实践出真知的旗号搞了成功的商业创业，拥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

　　这意味着，你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什么的，都需要靠着江南财阀的钱财来形成政商联盟，而我高某人呢？不好意思，我政商一体。

　　我要搞你们，只要找出点你们双方政商勾结的弊案出来，你们该请辞就得请辞，该下台就得下台；可你们要搞我，你们能怎么搞，说我自己勾结我自己吗？

　　所以，您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栽赃陷害说我意图谋反，如果陷害谋反实在说不过去，那就说我尾大不掉。除此之外，你们还能怎样？

　　但是意图谋反也好，尾大不掉也罢，关键在于皇帝得信啊！至少也是皇帝会因为你们的说辞对我有所怀疑，你们才有机会啊！

　　可惜你们还是办不到，因为我故意在南疆搞出一摊子“事业”，这个“事业”说大不大——偏僻南蛮之地；说小也不小——独掌数国之政。

　　这一来，皇帝就放心了：哦，原来他志不在朝廷而在四野，那就没事了。

　　高务实为何这样做，而皇帝又为何会这样想？看看王翦灭楚就知道了。王翦老将军不仅出发时提前找嬴政要赏赐，进军的路上也时不时上疏求赏赐，为啥呢？灭楚这么大的功劳摆在面前，只要仗打赢了，以秦国的军功制度还怕没有赏赐吗？

　　当然不是，找大王要赏赐不过是一种自证，是提前表明“臣要的只是这些”，而且通过这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自污，即让天下人看到“我这人贪心财帛，无意其他”。

　　那么到了高务实这里呢？道理也是一样：“臣为陛下理天下之财，不惟国家府库日丰，臣也因之富甲天下”，“臣为陛下平四夷之乱，亦求陛下赐一夷之地以传子孙”。

　　这个时候，作为皇帝要考虑的问题就简单多了，从“此人是否别有所图”的猜疑链解脱出来，变成只要考虑“此人提出的交换是否划算”就行了。

　　那么，划算吗？当然划算了！

　　朝廷原本穷得叮当响，各地边军军饷一拖就是三年五载，三大殿受损多年愣是没银子修复，天家庆典买些珠宝被朝臣谏言几乎淹没司礼监，先帝给妃子送点首饰差点被喷成亡国之君……这鬼日子过得，哪里像当皇帝啊！

　　现在呢？几十万两说花就花，户部别说抗旨了，连反对都懒得提，哪怕是长达数年的开支计划动不动就是百万级别，户部也能清清楚楚说明这些银子可以从哪来，将来又能因此收获多少长期收益，皇帝根本不必操许多闲心，只要大致计算一下就能“英明睿断”。

　　至于皇帝自己的小金库，那收益更是连创新高。什么辽南盐场产销两旺，什么海贸同盟的暗中持股每年分红，甚至前不久还在南洋白得了足足八万顷的田地……这么一个能做到公私两不误的元辅兼地官，哪个皇帝不重用，哪个皇帝不宠信？

　　政绩功业更不必提，安南定北援东征西还外带靖内，当真是把大明的武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短短二十年里打得四夷拜服万国来朝，这还有什么好说！就算太祖再世，对这种臣子恐怕也生不出杀心，只会想办法让他继续老老实实辅佐太子吧？[注：这可能是朱翊钧小看了他祖宗的猜疑心……]

　　朱翊钧当然也不是从头到尾没起过疑心，只是高务实太熟悉他了，总是提前就故意留出了恰到好处的“破绽”，让皇帝自认为完全了解了高务实的想法——“皇上，这事儿臣保证帮您办妥。至于好处，咱们分一分，您拿大头，臣也顺便拿点。”

　　要是换了极个别脑子不清醒的皇帝，可能会觉得“都是朕的，朕不给你不能拿”，但早就说过，朱翊钧从来不是这种人。

　　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一是如果要你办事，他就肯放权，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让你能全力发挥；二是他并非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是颇为人性化。譬如对李成梁，明明后期过错很大，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保李成梁善终。

　　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因此故意露出这些“破绽”，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很显然，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注：教导太子意味着“将来”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皇帝看来是一种优待。]

　　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但是，诸如“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这种事，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

　　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如果是在原历史上，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成祖接纳其意见，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由于商旅齐聚，车船辐辏，明廷收税颇丰。

　　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明廷设置“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后来，临清钞关几经废置。鞑清趁乱入关之后，继承明制，清廷亦设临清钞关。

　　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

　　鞑清前期，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如乾隆年间，除原有钞关外，又以查收“一切绕道货税”为由，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钞关……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少或二、三万，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谣。”

　　每年漕运时期，临清就呈现出“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的壮观场面。明时，李东阳曾在《过鳌头矶》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临清依赖运河与富商巨贾的贸易转运作用，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鉴于其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市场上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货物。

　　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生活日用品，转销以粮食、绸缎、棉布为大宗，外销则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其中，粮米、布帛多来自济宁，绸缎多来自苏杭地区，茶多来自江南各省，铁锅来自无锡、广东，瓷器则多来自江西。

　　明弘治年间，临清的商业已然名闻天下。朝鲜使臣崔溥在弘治年间由宁波经运河北上京师，路过临清，目睹了其繁盛景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临清在京师之冲，商贾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嘉靖时期，临清已成为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了。到了万历年间则更胜，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据同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赵世卿记述，临清城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家”。可以说当时的临清已是商贾云集，一派兴盛景象。

　　原历史中已然如此，而这一世的临清则托高务实实学改革的福，发展得更好了。

　　商业上，除了上述提到的货物贸易，临清还多了其他几项“大宗商品贸易”。比如京华在京畿附近生产的各类钢、铁制品，包括农具、五金、机械部件等主力产品，虽然销往南方时并不走运河而走海路，但是在山东销售时，甚至从山东往西销往河南等地时，则必经临清。因此临清也吃到了北方工业发展的红利，作为商业枢纽从中获益。

　　除此之外，临清自身也因为高务实的关系获得了历史上原本没有的造血能力。这事说起来还挺有点意思，因为高务实本来并不了解临清，他是当了户部尚书之后，要求各地对自己当地已有特色产业向户部上报详细情况，然后看了临清的贡砖产业条陈，这才对临清做出产业规划的。

　　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当地俗称“莲花土”。此土烧出的砖异常坚硬，非常适合建筑作业。

　　临清烧砖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但因其规模小，并不为世人所瞩目，到明时则出现了一次意外变化。朱棣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遂开始大力营建新都。他多次诏命山东、河南两省和直隶河间诸府俱建窑烧砖。

　　另外，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临清至北京的水运更为便利，这就为其大规模烧砖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从此临清的烧砖业迅速兴盛，其所烧之砖以“击之有铜声，断之无孔”而被列为贡砖。

　　临清贡砖在明初“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分司署在中州，因名其地曰：工部厂。颇甚宏壮，岁征砖百万”。高务实看到这里才想起来，因临清贡砖质量上乘，所以明清两朝的都城、御花园、皇帝陵寝等的建造均取砖于此。

　　此后，临清官府的砖窑“辟陶招商，视昔加倍矣”。临清在开始烧制贡砖之初，共有四个砖厂，因需求量不断增大，其规模也日渐扩张。

　　根据临清当地上报给户部的条陈，他们统计运河沿岸，发现从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东南部的河隈张庄，连绵六十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砖窑。

　　据其上报，当时的临清就有砖窑共192处，每处有窑两座，共有窑384座，足见其规模之庞大，从而也可推想出其烧制贡砖数量之巨大。临清贡砖的烧制招致了大批的手工业者聚集临清，也促进了临清城市的繁荣。

　　高务实看到条陈之后，立刻派了京华矿业的人去临清及周边地区考察，最后发现临清所在的东昌府有非常优秀的水泥制造业相关矿藏，不仅种类全面，而且质量上乘。根据京华矿业的调研分析，认为在临清开设水泥厂非常合适。

　　材料就地可取而且上乘，交通便利易于向外输出，当地人口众多便于招工……各项条件简直不能再好，因此京华在山东的第一家大型水泥厂很快就建立起来。此后，该水泥厂不仅在临清及周边售卖产品，甚至辐射大半个山东，乃至长江中下游北部不少通行水陆的地区。

　　以上这些，也正是当今临清的榷税能够比原历史上多出三万余两的主要原因。

　　高务实将这些税收来源一一分析给皇帝听了，朱翊钧这才恍然大悟，道：“朕明白了，临清之榷税多寡，在于经由该地的商贾做了多少买卖。若是商贾们的买卖做到一个额度之后无法继续增加，则临清的榷税也就不可能增加了……是这个道理吧？”

　　“正是。”高务实道。

　　朱翊钧挠头道：“可是道理朕虽然懂了，但解决之法朕还是不懂啊。你方才说可能是‘运河贸易额见顶’，这意思是运河逼仄，容不下更多商船么？但去年不是已经修葺加宽加深过一次了么，难不成还要继续拓宽？”

　　繁荣的商业当然有赖于便利的交通，但如果只有交通便利，显然也是不够的。

　　果然，高务实摇了摇头，道：“那倒不是，臣以为拓宽之后的运河目前是够用的。如今临清商贸发展趋于停滞，乃是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朱翊钧问道。

　　“臣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海贸繁荣导致南北二京之间的贸易往往不再经由运河，更南边的福建、两广等地就更不必说，肯定全程海运。这样以来，运河贸易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原有的货物往来。

　　其二，在海运的竞争之下，临清乃至运河沿岸各地不够主动，没能想办法开拓其他贸易来弥补被海运夺走的贸易额，致使明明各地这些年都有新兴产业出现，但运河沿岸却没能利用起来，只是干瞪着两眼流口水，却偏偏吃不到嘴里。”

　　朱翊钧沉吟着点了点头，又问：“可有解决之法？”

　　“有是有，不过这次恐怕要吏部与户部配合才好办，而且也未必能立刻见效，总要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时间才行。”

　　“吏部与户部配合？”朱翊钧奇道：“如何配合？”

　　高务实道：“让吏部在结合考课法给运河沿线各地方官更大政绩压力的同时，由户部对上京述职或初次外放履职的官员进行一些短期培训，教他们一些发展地方优势产业以及拓展临近地区贸易相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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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具体圣驾到临清的描写就省了，因为到各地的描写往往大同小异，每个地方都写一遍太同质化了，所以天津写过就算完事，咱们节省点笔墨和篇幅。这一路南下，主要还是总结改革成就，以及描写君臣二人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等主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