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大家容庚先生毕一生之力，收藏了许多青铜器，并于上世纪捐献给国家约150余件（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其中广州博物馆约有90余件珍贵的商周青铜器，几乎从未公开展出。

　　澎湃新闻获悉，近日对外展出的“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展”中，有40件广州博物馆藏的商周青铜器就是当年容庚先生捐赠的私人收藏，这也是容庚先生旧藏青铜器的首次大规模展示。

　　容庚先生（1894-1983）

　　展出的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广州博物馆公布的资料，现存世界各地的商周时期有铭铜器，包括礼器、车马器、兵器、乐器等，数量约为一万多件。此次展览展出的广州博物馆藏商周时期青铜器珍品，大部分都来源于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大家容庚的捐赠。

　　容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其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专著30多种，备受海内外学术界认可，毕生珍藏约100多件青铜器、1000余件（套）古今书画、10000余册图书资料，悉数捐给国家。

　　有铭铜器展，致敬容庚先生

　　容庚先生曾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1956年，广州博物馆就接收了来自容庚先生捐赠的90多件青铜器。此次展览展出的如剌铜鼎、昜铜鼎等40件青铜器均为容庚先生捐赠之物。“希望借此次有铭铜器展，致敬容庚先生。”主办方表示。

　　展出的青铜器“曾大保盆”上的铭文

　　据容庚先生的女儿容璞此前接受采访时回忆，她父亲的收藏主要开始于就职燕京大学教授之后，而资金来源，则全部来自父亲每月的薪水。“父亲不是大资本家，身家也不丰厚，他的收藏全靠薪水。发薪后父亲总会拿出一半来收购藏品，另一半则交给我母亲当家。每次到了要交学费时，父亲都要变卖他的藏书换成金条支付。”容璞说。

　　容璞讲述她幼时睡的床是父亲放置青铜器藏品的大木箱铺上床板改造而成，她的床价值连城。“每当有客来时，我们就要帮助搬走床褥床板，才能把青铜器拿出展示，这也是我接触古铜器的一种方式。”容璞表示。

　　容庚专注收藏，除却爱好之外，更是其拳拳爱国之情的体现。在那个国力不济的动荡年代，大量珍贵文物往往流入了资力丰足的外国人手中，而导致国宝流失海外。“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青铜器，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容庚弟子、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曾表示。在编著《商周彝器通考》时正值抗战时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写作，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当时先秦铜器研究话语权由日本学者掌握的局面。

　　据广州日报报道，根据容庚先生向广博捐献青铜器的清册，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两次捐了古铜器藏品共计95件。当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汉代器物5件，未详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当中仅一级品就达9件之多，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在我国近代以来古铜器的私人收藏中，这是少有的得到了“有系统地完整保存”的个人收藏品。与之相近时期的多数重要个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国门，成为欧美国家有关中国青铜器艺术收藏的主体”，或者“重新组合”，难觅旧貌了。

　　展览的第一部分“吉金有声记名载史”即是以容庚先生捐献广州博物馆的商周青铜器为主，甄选越王剑、曾大保铜盆、息伯铜卣等珍贵有铭之器，展示商周时期铭文的行文规范、主要用途和重要历史价值。

　　澎湃新闻此前曾撰文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厚，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爱好。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兵器居多，而铭文字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珍爱。

　　广州博物馆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剑出土于陕西，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剑色为水银古，时至如今，依然锋利，削铁如泥。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技术优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出的越王剑容庚旧藏

　　说起这把剑的收藏过程，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1931年，容庚先生在北京式古斋初得此剑，开始时误将“王戉”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卿王戉”，因此没有予以重视，把此剑转卖给了另外一位铜器收藏家于省吾。后来容庚先生在《周汉遗宝》一书时，发现“戉王矛”，即刻反应过来，“王戉”二字应为“戉王”，该剑是为“越王剑”，价值颇丰，为该剑的转手深感可惜。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契机，容庚先生偶然得到了师旂鼎，而此鼎的收藏价值同样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先生可以割爱转让。借此机会二人几经商议，才最终达成以师旂鼎换越王剑。越王剑至此才回到容庚先生的手中。

　　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在《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中说：“从1928年先生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馀载”。这一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使他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蒋志华指出，1947年容庚先生携全家南归广东。途中青铜器被撞损约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铜器，包括现藏国家博物馆、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栾书缶等，此外还有一批青铜铭文拓片。他依托对青铜器铭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写出的中国当时最完备的金文字典《金文编》，至今仍是文字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展出的青铜器

　　从文物铭文到青铜器文物专题展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展览从策划到推出长达一年多。最初的设想是以青铜器铭文为切入点，扩展到其他材质器物的铭文，展现馆藏铭文文物的风貌。但随着展览筹备的不断推进，发现仅铜器已经足够撑起一个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弃了其他材质的器物，专攻铜器。

　　李民涌说，青铜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岭南地区来说，是个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此次展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睹本地文博机构青铜器的收藏水平。广博的相关收藏在本地来说是较为种类齐全、时间跨度长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文物就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剑等，都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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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朱白之间印下众生”甄选汉至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材质的官印如“广州番禺县丞司朱记”印、周君时六面铜印等，和刻有馆斋、鉴藏、闲文、吉语、花押等私人印，从带有丰富史料信息和使用者个人信息的铭文中，窥见古代社会信用、官制礼仪与人际交往等习俗。

　　第四部分“方圆兴衰古泉吉语”特选秦半两铜钱、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等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流通货币，部分体现书法之美的汉莽货泉铜钱、两宋御书钱，以及饱含美好祝愿的清“顺风大吉”花铜钱、清五子登科佩钱等压胜钱，从这些小小方圆之间领悟朝代兴衰、百姓民生。

　　此外，此次展览也是对“铭文”知识的一次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展”是广州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广东大观博物馆合作办展的首次尝试。展览中还能看到许多其他历史时期珍贵铜器，“周君时六面铜印”1955年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别为：“周承公”“周君时”“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记”。除“臣承公”外，其余各面铭文都有边框。广博专家介绍，印文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有关，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职官身份等，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牋”“白事”等，反映了当时的文书格式和封缄制度。“白记”是汉朝时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

　　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镜中乾坤托物寄情”选取伏兽钮“大乐未央”铭蟠龙纹镜、菱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素铜镜、中国铭七乳瑞兽纹镜等汉至明清时期有铭铜镜，通过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铜镜铭文，带领观众感悟蕴含在其中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