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讽要向是勋请教学术问题，是勋点头应允。于是就听魏讽问啦：“讽闻是公论国事，每言利也，而不及于道德，未识何故？”
是勋坦然答道：“为时儒多言道德，而讳称利，然国无利而不可存，故乃发他人所未发也。若皆先贤余唾，勋言之何益？”不是我不讲道德，问题这社会上开口闭口都是道德的家伙太多啦，他们把该说的全都说完了，所以我无谓再展开这一命题，干脆只讲讲被他们所忽视的利的问题算啦。
魏讽闻言，微微一愕——很明显他没有料到是勋会给出这种答案来。本来儒家多论道德，少谈利益，这属于政治正确，结果是勋一提到相关国家之事，就光说利了，很少言德，那魏子京当然要趁便打问一下啦——你是轻视道德吗？是认为利益在道德之先吗？
乡人给传歪了而已；二是矫情，说利益也如何如何地重要，故此不可不言也。没想到是勋却玩了一招“如封似闭”，四两拨千斤，话里根本没有漏洞可抓，也根本没表露任何个人倾向。
任览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然则是公以为义利孰先？”
魏讽斜眼瞟了瞟任览，心说好朋友你这话问得不但无理，而且无礼。说无理。儒家崇尚道德。身为儒者。谁会说利在义先啊？说无礼，你既然这么问，不就是怀疑是勋把利益放诸道德之上吗？人好歹是经学大家，就算怀疑他的品行和理论，也该拐个弯子，曲折委婉而言才是啊。
是勋倒是并不以为忤——他身份摆在这儿，大庭广众之下跟个小年轻置气，实在有失涵养——于是继续含糊其辞：“何所谓先后耶？从之而游。先生在前，弟子在后；涉事临难，弟子在前，先生在后。利者温饱也，义者存心也，各有所长，因事制宜。岂有君不言利，民不果腹，而乃能义之乎？”
学生跟着老师出门，当然是老师走前面。学生走后面，可是碰上什么危难。难道学生也要往后缩吗？脱离实际情境，又怎么可能奢谈先后？倘若君主不肯言利，使老百姓都吃不上饭，那还能够教化他们，齐以道德吗？
他就多余说那最后一句，任览自以为揪住语病了，当即反诘道：“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何君之不言利而不能义之乎？”
《论语》上记载说，子贡向孔子求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有这三条就足够了。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我要是没法全都办到，那么先舍弃哪一条合适呢？孔子说：“去兵。”可以把国防问题先放一放。子贡三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剩下两条先扔哪条好呢？于是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的意思，貌似是说饿肚子不要紧，只要老百姓信任君主，愿从教化，那就一切OK啦。因此任览便问，这不是和您的说法背道而驰吗？究竟是孔子错了，还是您错了？
是勋一撇嘴，忍不住哂笑道：“甚矣，汝之不悟也。设民不信，何以足食、足兵？安有民信上者，而不得食且国不强者乎？孔子以仁爱教化，岂欲使民皆饿杀耶？”你是想说孔子不怕饿死老百姓吧？那他还能够自诩仁德，为百世圣贤之祖吗？
任览吃了一个瘪，答不上话来，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魏讽。魏讽心说谁让你把话题给带偏的，而且还妄引圣人之言？老朋友啊，脑筋和嘴皮子不够利索，那就老实跟一旁喝酒吃菜吧，且听我跟是勋好好对答几句。当下深深一揖，姿态倒是摆得挺低，问是勋道：“前岁魏王下举贤之令，是公知否？”
是勋心说这不废话嘛，前年我还在做着魏国中书令，国家法令，理论上都必须由我中书草拟，即便是曹操亲笔，或命秘书、门下拟就的旨意，也得过我们一道手审核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当下也不作答，只是微微点头。魏讽说了：“讽能默诵其要，是公请听，得无错讹否？”
于是就开始背文章：“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是勋还没回答，旁边儿陈祎先说了：“子京博闻强记，应无错漏。”
这篇文章，史称《求贤令》，曹操首次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要求各地举荐贤才，不必拘泥道德品质、士林风评，光看有没有本事就成。在原本的历史上，此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对应这条时间线，那应该是明年的事儿。不过历史已经改变，曹操的势力膨胀速度增快，所以人才匮乏，这道旨令也就提前三年出台啦。
不过随即陈群建言九品中正，是勋创建科举，倒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人才匮乏问题，为此曹操会不会再跟原本历史上似的，数年后再下《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那就不好说啦。
魏讽所以背诵曹操这篇《求贤令》，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我汉以孝治天下，天子之号冠矣（汉朝皇帝的谥号大多带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灵皇帝。等等）。且重道德。故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用之于今……”说到了中正制也好，科举制也罢，那只是魏国的仕宦新规而已，正经汉朝仍然由各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茂才，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盖孝子孝于亲，斯能忠于君。廉吏恪于身，斯能勤于事。今魏王但唯才而举，不及道德，悖祖宗之法，弃儒门之教，其乃不可乎？是公时为魏之公卿，阖谏阻之也？”
士人是讲道德的，国家用吏更讲道德，有才无德，恐怕难以忠君。难以爱民，可是曹操却提出来“唯才是举”。违背了这一传统原则，你当时身为魏国重臣，怎么也不加以劝阻呢？
是勋听了这话不禁就是一愣啊，心说你丫真是在史书上留下过名字来的那个魏子京吗？这种问题旁人都可以提，就你提出来……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魏讽其人，确实见诸史册，虽然笔墨不多，但因为事迹颇为惊悚，又多疑点，所以是勋还有点儿印象，略微琢磨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据说此人在关东“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因此受到钟繇的推荐，被曹操任命为西曹掾。然而当曹操远征汉中，与刘备鏖战的时候，魏讽却在邺城阴谋叛乱，只是为同党所告发，遂被留守的曹丕所杀。
——其实是勋没记住，那个告发魏讽的同党，时任长乐卫尉，名叫陈祎……
魏讽一案存在着诸多疑点，后世也因此产生过不少揣测。疑点之一，他小小一个西曹掾，无兵无勇，难道就想光靠着“重名”来夺取邺城吗？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嘛。故此后人怀疑，魏讽实受镇守荆州的刘备将关羽唆使，欲与之南北呼应也。
其次，魏讽案牵扯到了很多年轻官僚，包括王粲的两个儿子、刘廙之弟刘伟、张绣之子张泉，以及荆州大儒宋忠之子，这些家伙最终全都掉了脑袋。《王粲传》引《文章志》说：“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刘廙传》说：“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
有人揣测，这些官二代的父兄都曾仕于荆州，所以镇守荆州的关羽才能通过魏讽来策反他们。可是要再往细了琢磨，张绣本是独立势力，他儿子的政治倾向就绝对不可能跟刘表旧臣的王粲子、宋忠子等相类。而且据说出身谯县的骑将文稷之子文钦也曾涉案，被下狱严刑拷打，最终还是曹操念在文稷多年相随、劳苦功高的份儿上，才免其一死——文钦可跟荆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因此又有人猜测，这不过是曹丕为清洗反对派而一手制造的冤案罢了，他不但因此杀了上千人，还迫使钟繇、杨俊等在任官员去职，就此彻底巩固了自己继承人的地位……
估计这条时间线上，不会再出现魏讽谋反事啦，一则曹操的大本营已不在邺，二则荆州早落手中，三则么……张绣还没挂呢，王粲也跟历史上不同，娶了蔡文姬为妻，目前所生一子一女，就没俩儿子。
问题是根据各书记载，魏讽此人虽然“有惑众才”，却为有识之士如刘晔、傅巽、刘廙等人所贬斥，刘廙就曾经告诫兄弟刘伟说：“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你少跟他来往。也就是说，这家伙浮华轻狂，道德品质不怎么好。你若是一位方正之士，跳出来指摘曹操的“唯才是举”还则罢了，本身就“不修德行”，哪还有资格提这种问题呢？
可是再一琢磨，也说不定是后事前推，正因为魏讽起意谋反（先不管是不是冤案），所以后人才记录下所有斥骂他的言辞——说白了，这叫马后炮。难道我是宏辅全天下就没有人骂吗？不见得吧。只是我若能得善终，那些言论终将湮灭，就光剩下好话记载于史啦。
他脑袋里转这么一大圈儿，未免回答就慢了一拍，正待开言，突然周不疑站起来了，先朝是勋拱一拱手，然后转向魏讽：“有事弟子服其劳，子京之疑，吾可与解也。”(未完待续……)
PS：昨儿有朋友提出，郑浑为河南开封人氏，此开封非今之开封也，在其南方，处今开封、中牟、尉氏之间，当时仍属河南尹。也就是说，按照回避原则，郑文公不当归河南为尹也。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疏忽了，但若修改，可能会牵扯比较大，所以先暂且不动，容待以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