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文华殿。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折，表情有些复杂，不知道是失落还是欣慰。

　　欣慰是因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布局，到了现在终于见效了，商税这个坎过去之后，自己对大明的掌控就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了。

　　从这一刻开始，大明的羁绊基本上就消除掉了。

　　失落是因为这一次自己憋着要干一票大的，可是人家不给自己这个机会，自己还没动手，他们就怂了，仿佛一拳打在了空气上。

　　朱翊钧只是记得万历的矿监被废除了，税使被打死了。

　　可是事实上初期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前期大家也没有全都站出来反抗。只不过宦官征税的弊端很大，使得官绅受不了了。

　　官宦到了地方，他们也不是按照规矩办的人。

　　他们办事很简单，只有一条，那就是捞钱。捞到的钱财，一部分送进了宫里面，用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以便自己继续捞钱。

　　另外一部分则是自己贪污了。

　　捞钱的方式就更简单了，基本上就是怎么能捞钱就怎么捞。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设卡，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

　　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

　　这样干下来的结果就是富户不在经营，生产陷入了停滞，工人失业。

　　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大明，土地兼并很严重，很多没有土地的百姓选择进城务工，而进城务工，也的确是百姓的一条新活路。

　　在江南之地，这种情况就更严重，大明朝人口在五十万到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那真是的遍地都是。像扬州、苏州、南京、京城这样的大城，人口都在三百万以上。

　　当然了，这里面有没有官商借机倒逼朝廷的情况，那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更多的原因则是简单粗暴的征税政策，税可以收，但是要有限度。在收税的同时，要开发新的产业，要让他们有钱赚。

　　最关键的一点，一旦工人失业了，那么要为他们找到新的出路，让他们有办法谋生。

　　在这几个方面，朱翊钧其实早就做了安排。

　　首先是开拓新产业，内务府的存在完全保证了这一点，同时保证了商路的畅通。加上先收地税，有钱了之后，以地税的钱来拉动内需。

　　要知道朝廷改军户制为募兵制之后，每年养兵的钱，那就大了去了。

　　每年军方的采购，那都是各种商人你争我夺的大单子。围绕着内务府和朝廷采购，朱翊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人集团。

　　或者说是权贵商人集团，这个时代抛开权贵去玩商业，不现实。

　　大明的体制，朱翊钧能够想到的最好方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了。你一个皇帝，你不玩权贵资本主义，估计也就没人和你完了。

　　至于会不会爆发什么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当然了，朱翊钧觉得权贵资本主义的难点在于阶级固化，如果底层人能够找到通向权贵的道路，那么相对的这个制度就能好很多。

　　以军功和科举做官成为权贵，这是朱翊钧安排的路，行不行的，试试再说吧！

　　朱翊钧如果去搞一个人民民主革命，那他的脑子才是抽搐了。

　　有了权贵资本的支持，商税的事情其实就简单很多了，比如各地的勋贵勋戚，又或者是各地的官商，他们都愿意维护这个制度。

　　不说其他的，单单是内务府的单子，接单的就没一个简单的，基本上全都是权贵资本。很多官员都从这里面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比他们免税的利润大多了。

　　单单是西北和蓟辽每年的粮食布匹等等的采购，江南一大半商人都被拉过去了。

　　军方的订单那是一年比一年大，谁会在这个时候脑抽的和内务府闹翻。三十税一而已，给了就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句话，朱翊钧现在拳头大，跟着皇上干，好处多。

　　朱翊钧看了一眼张鲸，缓缓的开口道：“魏国公府这一次如何？”

　　“回皇爷，魏国公府这一次十分的配合，不但派人配合了税务司和内务府，魏国公府的产业也都第一时间配合了朝廷的商税。”

　　“同时魏国公府还放出了消息，凡是不支持商税的，不按时交纳商税的，魏国公府就不在和他们合作。”

　　朱翊钧叹了一口气，自从内务府成立，江南的采买大单，魏国公府不说弄去了三分之二，也绝对弄去了三分之一。

　　现在魏国公府盯着的是军改，是南京的军改。

　　一旦南京的军改开启，那么魏国公府发财的机会又来了。

　　贪污军费什么都是小儿科，单单是军需供给一项，那就足够魏国公府赚的盆满锅满的了。在这方面有人能和魏国公府竞争吗？完全没人啊！

　　采买军械粮食蔬菜，那都是钱，魏国公府估计数钱数到手抽筋。

　　朱翊钧坐在龙椅上，苦笑着摇了摇头，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干对不对，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不可预知的后果。

　　但是朱翊钧知道，自己是皇帝，是帝王，大明是封建君主制。

　　在这样的体制下面，权贵资本主义绝对是最合适的了。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其实也很好解决，那就是将矛盾转向国外。

　　在这个全球大殖民的背景下面，掠夺全球奉养几身，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至于以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毛病，那就不关朱翊钧的事情了，估计即便出现，也得三五百年之后了，自己骨头渣子都该烂掉了。

　　“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就转移一波矛盾到外面吧！”

　　朱翊钧眼中带着一抹笑意，转头对张鲸说道：“来人，传内阁大学士及六部尚书明早进宫，朕要召开廷议，让他们全都来。”

　　廷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外面的大臣都有些疑惑。

　　廷议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大臣们也都习惯了，可是自己家的这位陛下却不是如此。每一次廷议，搞出来的事情那都是惊天动地的。

　　可是最近也没什么大事情啊！

　　商税征收的挺顺利的，国库也很丰盈，这个时候如此兴师动众的召开廷议，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召见内阁大学士，或许担心还少一些。

　　可是六部的人也都叫了，那就不是小事情了。

　　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晚上又有消息传来，皇上这一次叫了五军都督府的人。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文壁、定北侯戚继光、临淮侯李言恭等也都在列。

　　朝臣们瞬间就明白了，皇上这是要打仗啊！

　　看这个架势，这不是小打，这是要大干啊！

　　当初打西北瓦剌，皇上也没弄出这个阵势来，皇上不是要北伐吧？一想到北伐，大臣们心情瞬间就不好了，实在是土木堡之变的教训太深刻了。

　　现在大明的情况刚好一些，府库充盈，军甲整备，这个时候打什么仗啊！

　　当然了，这个时候是没人说什么蛮夷偏远之地，打下来好处也不多，西北这两年都快成油库了。大家疯了一样往那边跑，全都是奔着赚钱去的。

　　文臣根本都没商量就达成了默契，第一目标，阻止皇上北伐，不能让皇上这么干。

　　第二目标，不能让皇上御驾亲征，打也可以，让戚继光去打。

　　对于戚继光，满朝文武还是信任的，实在是战绩太彪炳了。这么多年了，没打输过，自从报纸宣传之后，戚继光已经是战神级别的存在了。

　　戚继光去打，打不赢，也不至于输，反正皇上御驾亲征是不行的。

　　当然了，这一点是大臣们想多了，朱翊钧才不想御驾亲征。一来自己根本不擅长打仗，也不擅长用兵，如果这是一场战略游戏，自己应该打的是暴兵流。

　　玩后勤，打经济，然后暴兵，以大明的资本，玩的起暴兵流。

　　再说了，打仗太危险，虽然关键时刻可以皇上先走，可是这一路舟车劳顿，自己要是在生个病，在挂掉了，那岂不是掉的大。

　　当然了，文臣们也都知道，皇上想打，拦是不太好拦的。

　　但是阻止皇上御驾亲征是可以的，因为不打，勋贵们也不会同意，没见皇上都把临淮侯李言恭给叫上了，说起李言恭，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祖上是大明的开国功臣李文忠，李文忠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是朱元璋的名将、谋臣，明朝开国第三功臣。李文忠十二岁时，母亲曹国长公主就去世了。

　　父亲李贞带着他辗转乱军之中，多次濒临死亡。二年之后才在滁州见到舅舅朱元璋。朱元璋见到李文忠，十分喜爱，便将他收为养子，跟随自己姓朱。

　　十九岁时，李文忠以舍人的身份率领亲军，随军支援池州，击败天完军，骁勇善战为诸将之首。朱元璋对李文忠十分宠信，常派他监军随将领出征。

　　李文忠转战沙场，官至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复姓李。

　　明朝建立后，李文忠多次领兵出塞征讨元军残余势力，战功显赫，获封曹国公。

　　洪武十七年，李文忠病逝，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挂在功臣庙里，位次第三。

　　这样一位功臣，自然是大明重臣，地位绝对不会比英国公定国公差，甚至还强很多。事实上也是如此，曹国公的爵位在大明也是赫赫有名的。

　　当然了，二代曹国公掩盖了李文忠的名声，因为二代曹国公叫做李景隆。

　　建文元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在真定大败长兴侯耿炳文。黄子澄向建文帝推荐李景隆，建议让他接替耿炳文。八月，建文帝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军。

　　让他率五十万大军北伐，并亲自在江边饯行，行“捧毂推轮”之礼，赐“便宜行事”之权。结果先后在郑村坝、白沟河被燕军击败，丧师数十万，以致攻守形势逆转，最终被夺职召回。

　　事实上说李景隆是燕王朱棣的卧底，朱翊钧都相信。

　　因为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文四年，燕军打过长江，直逼南京，建文帝忧惧不已。方孝孺再次上疏，请诛李景隆。

　　建文帝不准，反而命李景隆与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到燕军营地请和，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被朱棣拒绝。不久，燕军兵至金川门。

　　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开门投降，迎燕军入城，南京陷落。

　　打输了也就算了，还没气节，这样的人要是能被朱棣看上就怪了，只不过为了拉拢降臣，安定人心，朱棣把李景隆捧得很高。

　　燕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李景隆因有“默相事机之功”，被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加封太子太师，并增岁禄一千石。

　　当时，朝廷每议大事，李景隆都位于班列之首。

　　当然了，在那里站着当摆设的可能性更大，永乐二年，周王朱橚上疏揭发李景隆，称他在建文年间曾“至邸受赂”。

　　刑部尚书郑赐也弹劾李景隆“包藏祸心，蓄养亡命，谋为不轨”。

　　明成祖不予追究，后来，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六科给事中张信等大臣再次弹劾李景隆，称他与弟弟李增枝阴谋叛逆。

　　明成祖遂削去李景隆的功臣勋号，不许他上朝面君，以国公之爵赋闲在家。

　　不久，礼部尚书李至刚上疏奏道：“李景隆在家中接受家人跪拜，如君臣之礼，大逆不道。李增枝多立庄田，蓄养数百奴仆，意怀叵测。”

　　明成祖遂褫夺李景隆的爵位，将他与李增枝以及妻、子数十人一同软禁于家中，并抄没其家产。李景隆曾绝食十日，但却始终未死，至永乐末年方才去世。

　　李家自此也就没落了，流落到了南京，日子过的很惨。

　　只不过李家也是有狠人的，正统年间，朝廷允许李家重启门第，到了弘治年间，李璇为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奋斗了两代之后，嘉靖十一年诏封为临淮侯。

　　后面两代也得到了重用，屡典军府，提督操江，佩平蛮将军印，镇湖广。

　　传到这一代临淮侯李言恭这里，守备南京，入督京营，累加少保。

　　临淮侯的儿子李喜朝，毕业于皇家讲武堂，是学宫的老人，参加过西北对瓦剌之战，是军方新鹰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临淮侯也会主战派之一，李喜朝豪言建功以血祖罪。马上封侯，光耀门楣，拿回李家的公国爵位。这一次皇上把临淮侯召进宫参加廷议，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