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第二天五巨头再次举行会晤的时候，孙中山、黄兴态度都为之一变，避口不谈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之事，转而大力推荐赵秉钧。

　　昨晚回去之后，孙元起也和陈训恩、杨杰等人谈及袁世凯将内阁总理职位赠与同盟会的慷慨之举。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快就得出一致结论：在同盟会忙于改组、国会大学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口，宋教仁是不可能出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才敢行此慷慨之举。

　　如果宋教仁不肯出来，那谁担任总理最合适呢？或者说，谁担任总理才最符合孙系势力和新中国党的利益要求？

　　杨永泰的意见是倾尽全党之力推举孙元起或汤寿潜等上位，然后利用华熙银行的财力兴办几件有影响的政绩工程，再经过中华广播、《政经日报》等媒体的精心包装和大肆宣传，保证可以让新中国党在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巨大收益。

　　陈训恩则完全不同意杨永泰的看法，在他看来，越是大选临近，全党上下越应该保持镇静，不能让人抓到攻讦的把柄。尤其不能当最具风险性的内阁总理，因为总理日理万机，自然做多错多；若是不做事呢，又会被人批评是昏庸无能。总之，做和不做都是错！既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至于眼下的内阁总理职位，不妨就让给赵秉钧，反正北洋系没有自己的政党。再怎么出风头也不会在国会选举中抢走新中国党的选票。

　　杨杰的看法又与前两人不同。他认为之前的内阁格局最适合新中国党发挥作用，即态度中庸平正的唐少川主宰内阁，北洋系、新中国党、同盟会、无党派人士在内阁中四分天下。大家地位相等。互相制约，无论哪一派想要通过什么提案，都得先争取其他势力的赞成，新中国党无形中处于超然地位。而现在，无论是宋教仁还是赵秉钧出任总理，都会打破这种平衡，使得新中国党在内阁中的地位逐渐弱化。所以新中国党应该尽可能维持当前的格局。具体做法就是推举原外交总长陆徵祥出任总理。

　　陆徵祥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就读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办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因为这些学校不仅免除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一定的膏火银补助。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尤其精通俄语。毕业后便被选任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毕业就是公务员，而且还是驻外使领馆的，现在看来是一等一的好差事，但在当时却是不入正统士子法眼的工作，众人唯恐避之不及。陆徵祥不畏流言，认真学习外交业务，几年之后就因能力出色、表现优异升任参赞，随后担任中国驻荷公使、驻俄公使等。武昌起义后。陆徵祥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

　　因为他有多年出任驻外公使的经历。熟悉西方外交事务，而且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良好，所以在南北和谈成功、唐绍仪组阁之时，袁世凯力邀他回国担任外交总长。就他这几个月在国内的工作情况来看，首先必须肯定他是一个外交干才，在外交机构改革、建设中华民国外交体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他的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性格懦弱、优柔寡断。

　　这样的人也能担任内阁总理？

　　孙元起表示强烈怀疑。

　　杨杰却认为陆徵祥外交技巧娴熟，能够熟练处理眼下的南北矛盾；性格谦和，可以团结内阁之中的四大派系；优柔寡断，事事需要请示大总统府，这正是袁项城最想要的结果。而且这一届内阁只有短短几个月的寿命，纵使他再怎么懦弱无能，支撑过这段时间还是没问题的。

　　孙元起心里暗自思忖，如果让赵秉钧担任总理，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无疑会如鱼得水，可以随心所欲，相信野心也会随之膨胀，这是自己不愿见到的。若是让自己当总理，坦白说，确实没动心过，但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自己一来对军政事务不熟悉，也不感兴趣，很难把政客的身份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二来新中国党和川陕势力都根基太浅，现在就跳出来当总理，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三来，袁世凯也不过就是信口一说，根本没有多少诚意。

　　至于宋教仁，虽然才能卓著、政治天赋极高，但毕竟还是太年轻，免不了有些锋芒毕露、年轻气盛的毛病，需要好好磨练磨练。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性格冲和的陆徵祥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孙元起心中暗暗打定了推举陆徵祥的念头。

　　没成想第二天会议甫一开始，孙中山、黄兴便倒戈一击，转而力荐赵秉钧出任总理。袁世凯当然不会自己反对自己，黎元洪这位“忠厚长者”现在是一切惟袁世凯马首是瞻。五巨头中已有四个人支持赵秉钧，眼看大局已定，孙元起觉得自己回天乏力，只好让推举陆徵祥的念头胎死腹中，转而支持赵秉钧。

　　就这样，赵秉钧在五巨头的一致同意下，成为了民国政府的第二任总理。

　　更换内阁总理是民国元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迅速就成为了广播、报纸的头版头条，赵秉钧执政后会有什么变化，也是许多士绅学子茶余饭后热衷讨论的话题。甚至在成都的四川都督府内，蒋志清也和杨度谈起了这个话题：“赵智庵不过是袁项城的一条鹰犬，如今居然也当上了内阁总理，难道朝中衮衮诸公就没有一个人及得上这个只会练警察、缉地痞的衙役头子？真真是可笑至极！”

　　赵秉钧早年考秀才未中，便投入左宗棠的楚军中效力。赴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虽然他是书生从戎，却作战勇敢，屡建奇功。故而在战后因功授予新乐县典史之职。所谓“典史”，就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衙役头子，没有品阶，只能算是比临时工高一级的事业编。

　　或许赵秉钧真和警察这一行有缘。首先，他很有当刑警的天分，在担任新乐县典史的时候就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其次，他的几次发迹都和警察分不开身。比如得以结识袁世凯，是因为他在小站练兵听闻赵秉钧杰出的侦探能力；获得袁世凯赏识从而走上仕途，是因为他缉捕义和团有功；让他功勋卓著声闻朝野。则是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编练新式警察、建立现代警察制度。正因为如此，这位被誉为“中国警察之父”的大人物才会被蒋志清讥诮为“衙役头子”。

　　杨度摇着纸扇悠然说道：“赵智庵虽然出身低贱，却气度不凡，不容小觑。哪怕他这辈子只做个衙役头子。那也会是宋公明一般的枭雄人物！”

　　“哦？此话怎讲？”见杨度如此推崇赵秉钧。蒋志清连忙好奇地追问道。

　　杨度道：“据说青少年时期赵智庵虽然不名一文，却傲气十足，你若是问他的姓，他会回答说‘《百家姓》中第一姓’(《百家姓》开篇是“赵钱孙李”，赵排第一)；你若是问他的名，他会回答说‘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即宰相)；你若是问他的字，他会回答说‘子房孔明一流人物’(子房是张良。孔明是诸葛亮，都是著名智谋之士；赵秉钧字智庵)；你若是问他的排行。是老大；你若是问他的生辰，是第一干支、岁首第一时(甲子年正月初一日子时出生)。其余可见一斑！”

　　“难道他真是甲子年正月初一日子时出生？”蒋志清瞪大眼睛。

　　“屁！”杨度爆了句粗口，“所有这些统统都是他自己捏造的！其实他是个孤儿，自幼父母双亡，他的真姓名、真籍贯、真年龄等等早就被他父母带到坟墓里去了。等他有记忆的时候，已经在河南临汝县给人家做书童了，哪知道自己什么生辰八字？”

　　“啊呸！原来是他自己棺材里搽粉——死要好看，我还以为真有那么神奇呢！”蒋志清忍不住啐了一口。

　　杨度继续说道：“虽然赵智庵在这一点上有虚言浮夸的成分，但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幼年先是给人家当书童，结果他却借机学习四书五经，之后还曾试图去考秀才；后来他有到店铺里当伙计，结果无师自通，帮路过的官员修好了座钟，得到官员的赏识和器重，从而离开家乡四处闯荡；接着参加楚军平定阿古柏之乱，结果他屡建奇功，并曾在戈壁滩被风雪掩埋三天，幸得不死；平叛之后他被任命为新乐县典史，结果他却甘于与衙役、仵作等为伍，最终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甚至袁项城在小站练兵都听闻他的名头而把他请到自己身边……如此种种，便好比一颗明珠落在尘土中，却总能让人发现他的光彩而把他捡拾起来。难道这种人还不值得钦佩么？”

　　蒋志清神色一整，正色说道：“没想到赵智庵居然如此厉害，是蒋某小瞧天下英雄了！不过赵智庵虽然卓尔不凡能力过人，但在此之前担任的都是卑贱之职，所行的都是诡谲之事，如今骤然做了总理，只怕难孚众望吧？”

　　杨度边摇扇子边说道：“现在民国初建，本来适合担任总理的就没几个。像宋遁初，现在忙着年底的国会大选，一心想独霸参众两院，名正言顺入主内阁，自然对眼下这个临时政府不屑一顾；像黄克强，现在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在党内有孙逸仙、宋教仁掣肘，在党外有袁项城、黎黄陂敌视，想做什么都做不成，只好袖手旁观；还有段芝泉——”

　　“那孙先生呢？我们孙先生论资历，早在前清就是学部尚书、内阁大臣；论名望，被全国学子视为‘当代圣人’，洋人也对之顶礼膜拜；论能力，治学、经商、从政无不硕果累累。岂不是总理的上上之选？”蒋志清插话道。

　　杨度道：“我们川陕甘晋及新中国党一系根基未深，如今在内阁中独占三席已属于揠苗助长，若是再谋求总理之位，只怕会有倾覆之险。孙百熙此时能深谙盈亏之道，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之下止步不前，实在是善之又善！”

　　蒋志清沉思半天才说道：“由赵智庵接任内阁总理之职也好，至少府院之间能消停一段时日，我们也可以集中全力来备战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争取在参议两院多占些席位。”

　　杨度却摇了摇头：“消停一段时日？只怕更大祸乱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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