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以想见，以后双方明里暗里的争端会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决策，前有国民党遮风避雨，后有北洋系挡枪背锅，新中国党可以含糊其辞左右逢源。现在国民党已经大厦将倾，北洋系开始步步紧逼，新中国党作为中国政坛唯一能与北洋系对抗的力量，还能再继续模棱两可么？尤其是宪法制定。更关乎孙元起这个总理的职权大小！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是总统制，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揽一切政务。对临时参议院负责。待到南北议成，政府北迁，在同盟会主导下临时参议院急匆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瞬间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当时为尽快登上大总统宝座，对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随着时间迁移，袁世凯越来越觉得《临时约法》对于自己的束缚。感觉手中权力根本不够自己施展才华，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大声疾呼要求制订一部适合时代潮流的新宪法。双方对宪法的制订都十分重视。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民主之消长。但双发在由谁制订、如何制订、何时制订、内容如何修订等具体细节上却发生了巨大冲突。

　　比如由谁制订的问题。国民党要求由参众两院选举出专门委员会。参照国外已有宪法。拟定草案后交由国会审阅、修改通过。袁世凯对此则大表反对，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国内适合起草宪法的学者未必都在国会之中，既然宪法是国家根本，就应该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总统府内设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宪法学者专门从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拟定后再交由国会审读表决不迟。

　　再比如何时制订的问题，这也是眼下国会争论最焦点的问题。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把宪法制订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后。其要害就在于那时候可以利用总统威权对宪法内容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而国会再无掣肘之处。万一袁世凯制订出宪法规定大总统有任意解散国会与内阁的权力、组织内阁无需取得国会同意等条款。那时候孙元起哭都没处哭去！

　　孙元起斟酌良久后说道：“如任公所言，宪法未定而先选总统，确实有些本末倒置！既然前期参众两院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三四个月努力，已经草拟完成宪法草案，那就应该尽快交付国会审议，使得咱们国家早日成为正常国家。否则国家根本叫《临时约法》、国家最高元首叫临时大总统，像什么话？”

　　梁启超笑道：“袁项城何尝不想早日去掉‘临时’二字？只是他想让‘大总统’的‘大’字名副其实，否则他若只满足于虚有其名的总统之位，这世间不知会少多少纷争！”

　　蒋百里道：“有段数来宝说得好：刚得饱来就思衣，房中缺少美貌妻；骡马成群田千顷，又怕无官被人欺；五品六品官太小，三品四品位太低；当朝一品为宰相，还想面南当皇帝。袁项城仕宦三十余年，自行伍士卒做起，外则至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内则至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可谓历经荣华富贵。如今又在大总统位置上坐了一年多时间，已经升无可升、赏无可赏，现在的进步只剩下多攫取些实权而已，除此之外还能有念想？总不能还要登基做皇帝不成？”

　　出乎蒋百里意料的是，在真实历史中，最终袁世凯还真就走上了面南当皇帝的末路！

　　“是啊，衣食不愁想当官，当了皇帝想神仙；成了神仙想玉帝，做了玉帝想佛山。人的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尽头？”说到这里孙元起内心也不由得怵然而惊，开始自我警醒道：“遥想十多二十年前，孙某的愿望不过是在京城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然后平稳度过此生而已，谁知一失足成千古恨，最后在时代大潮中苦苦挣扎，成为功名利禄的奴仆，再难记起当初的朴实想法。每当想起，便觉惘然！”

　　孙元起所说的“失足”，是指某年某月某日闲得蛋疼闯到马神庙转了一圈，结果造化弄人，从此与以前的世界彻底拜拜，只好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清末打拼。而梁启超、蒋百里所理解的“失足”，以为是孙元起踏足官场，从此失去自由之身，不能再在学界叱咤风云。

　　梁启超连忙劝慰道：“百熙你学究天人，别开生面，影响深远，他日在本朝学案上必然处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一代宗师地位！既然已经开宗立派，百熙你就不必太过株守，否则百年之后也不过就是在国史《儒学传》、《畴人传》中留一姓名而已，何如在本纪、立传中占据一席地？再者说，古往今来能在学术上称宗道祖之人，在官场也必然有一番大成就，这才能相得益彰、流传百世。

　　“远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说，即便是周游列国屡遭困厄的孔夫子，也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总长(大司寇)。像董子(董仲舒)，曾做过数任地方行政长官(江都国相、胶西国相)；像韩子(韩愈)，曾做过陆军次长(兵部侍郎)、京兆尹等要职；王阳明出则平乱、归则讲学更不必说。这就是所谓的‘通者无所不通，能者无所不能’！”

　　蒋百里也劝道：“百熙总理自从政以来，所施仁政惠及万民，其功德远过于开坛宣教，何来‘失足’之谈？学而优则仕，古来明训。百熙总理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勉力从政，不可中道而辍！”

　　孙元起知道自己的事情和他们两人讲不清楚，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任公、百里所言甚是，现在国家形势如此，凡我国民都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勉力前行，不可中辍，甚至不能放任追求自己的爱好。像任公为国家政策制定权衡得失利弊，百里受命研究某些军事课题，未必都是自己兴趣所在。但为了国家需要而辛勤努力，这便是国家得以发展、民族得以复兴的动力所在！”

　　三人又交谈片刻，孙元起以“秋深露重”“工作繁忙”为由作别梁启超、蒋百里二人，匆匆返回城中，着手布置攻略福建和国会斗争事宜。

　　按照之前与杨度商定的方案，攻略福建前期不能引起袁世凯的注意，最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闷声发大财便好，不需要什么花哨喧闹的动作；等后期袁世凯发现时，福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他再想插手为时已晚。

　　相比之下，国会斗争作为攻略福建计划的掩护，则要尽可能吸引袁世凯的视线。所以在第二天，孙元起御用报纸、新中国党官方喉舌的《政经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发布消息，声称此次国民党倡乱于南方，不少国民党籍议员也在国会中信口雌黄，响应独立，于情于理都应加以惩戒以儆效尤，因此提议国会严肃惩处国民党，革除部分有不当行为、不当言论的国民党激进派议员。

　　随后，部分新中国党议员也面见袁世凯，提交了驱逐违宪议员提案的草案，并就此提出若干点意见。根据新中国党议员的意思，就是必须先处置国民党、革除某些议员才能选举大总统，否则将无法准确表达全体国民的意愿，也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新中国党的这一行为既像是关爱呵护袁大总统，确保袁大总统顺利登位，又像是对国民党落井下石，想对国民党赶尽杀绝，还像是故意阻挠国会召开，拖延大总统选举时间。

　　就在袁世凯琢磨不透孙元起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新中国党突然又在国会中提起一个议案，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将拟定草案提交国会表决。袁世凯这才幡然醒悟：原来制宪才是孙元起的杀手锏！

　　ps：今年流年不利，感冒生病姑且不说，居然丢身份证、丢包，甚至写了几千字的稿子都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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