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8日，大年初一。

　　日本。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使用夏历修改而来的阴阳历计年，也过大年三十的除夕、大年初一的春节。守夜、敲钟、压岁钱，风俗和中国并无二致。明治维新以后，中华的一切传统都被视为糟粕而抛弃。1873年日本采用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最先日本人和中国现在一样，过元旦和春节两个新年。随着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脱亚入欧”论，过春节的习俗渐渐在日本的大多数地方消失。

　　在前两年，春节都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区别。只因为今年的这一天是星期天，日本的街头才比往常稍稍热闹些。在神户下山的一户人家住宅门上，此时居然还贴了一户万年红的对联，上面写道：

　　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鴃；

　　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

　　这副集宋词的对联和门上“留春别墅”的匾额大为切合，足见撰联者的良苦用心。

　　过了七八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访客登门。尽管来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但见面一例是鞠躬作揖，看得出都是特地来拜年的，而出面迎接大家的赫然是名动中外的梁启超。访客无一例外被迎进客厅，坐在榻榻米上喝着热茶，说些恭喜祝福的好话。期间不断有访客起身告辞，也不断有新的访客加入其中。等到近午时分，屋里只剩下几位亲密好友。终于可以说些知心话。

　　作为梁启超师弟，麦孟华率先问道：“任公，再过几天就是你四十初度。孔夫子云：‘四十不惑。’不知仁兄惑是不惑？”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2月23日。按照中国虚岁算法以及“过九不过十”的习俗，确实过几天就是四十岁了。

　　梁启超闻言一声浩叹：“是啊，转眼愚兄已到四十不惑之龄！回首四十年间，但见社稷倾覆、国君逊位、民生凋敝，平生志业一事无成，年华如流水去而不回，一念及此。便觉五内如焚。如今流落海外，马齿徒增，实在是愧对父母教诲、恩师训育、君上恩泽啊！”

　　麦孟华道：“虽然社稷倾覆。然社稷犹在；虽然国君逊位，然国君尚存；虽然民生凋敝，然民生可救。所以我等万不可心灰意冷，当以馀生奋力报效国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使君上复位、国统重光，方是不负父母教诲、恩师训育、君上恩泽。仁兄现在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而且是海内声望所在，更应当快马加鞭，让老师南海先生稍稍息肩！”

　　梁启超摇了摇头：“孺博，要是一年前你和我说这句话，愚兄还会不负师教勉力而为。现在国家形势如此。即便想实现虚君共和政体尚不可得，又怎么可能回到之前的君主呢？”

　　麦孟华一愣：“那任公打算将来怎么办？”

　　梁启超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愚兄现在日日徜徉在松涛柏林中，独思天地悠悠，领悟万物哲思，觉得颇为轻松惬意，将来以此终老也未可知。”

　　麦孟华笑了：去年年底他还在撰写《财政原论》、《新中国建设问题》，现在又打算写作《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这种一心想着救亡拯急、积极为统治者献言献策之人，怎么可能甘心啸傲山林息影林下？

　　徐佛苏问道：“任公，您去年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不是还秉持虚君共和的政体么？”

　　梁启超道：“不错！当时在下认真分析了各种西方先进政体，并相互比较，认为中国最适合英伦式的虚君共和政体。因为在成风、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实行美式minzhu共和，必然会导致军阀混战不止、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况，中国将长期不能重归平静。而中国四周列强环伺，如果没有一个顽强统一的中央政fu以引导国家走向富强，很有可能成为它们的俎上鱼肉。其实这番言论早在八、九年前，孙百熙就和在下说过，而时至今日在下才逐渐明白，足见梁某驽钝！

　　“君权其实如一尊金光灿灿的器皿，越是置于高台之上，越能增加其神秘感，最后足以让臣民匍匐跪拜，崇敬万分。故而日本皇室宣扬‘万世一系’，西方君主曾称‘君权神授’，我国则说‘真龙天子’。既然现在皇帝已经宣布退位，共和政体开始肇端，君权便如器皿跌落尘埃摔得粉碎，世人都看清楚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便现在把它黏合好再捧上神座，谁还有崇敬之心？所以如今别说君主立宪，便是虚君共和也是难以施行了。”

　　徐佛苏道：“难道任公打算就此寄情山水、归隐田园？”

　　梁启超愤懑地说道：“在下除了寄情山水、归隐田园，还能干些什么？办报？没钱！组党？没人！从政？没权！除了天天躲在院子里看看书、写写字，还能干啥？”

　　梁启超表面是在说自己，其实是在麦孟华面前隐晦地表达出对老师康有为的不满。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只在甲午战争(1894)到戊戌变法(1898)年之间火过几年。自从庚子国变(1900)之后，这个主张就越来越远离时代，最终陷入穷途末路。然而康有为却始终抱着保皇主张不放，而且也不许他的学生弃暗投明，稍有忤逆便遭当头棒喝，动辄扣以“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的大帽子严加斥责。所以大部分学生碍于师道尊严，不能越雷池半步，只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

　　而且康有为野心很大。他的目标就是继孔子创设儒家学派之后，将儒家学派改造为儒教并成为儒教教主。与孔子并立并超过孔子，便成了康有为一个令其无法割舍的梦想。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为“长(zhang)素”，即长于素王(素王即孔子)，弟子则称呼他为教主、南海圣人等。由此可见康南海的雄心壮志。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五个得意弟子分别取了号：

　　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过颜回。话说陈千秋和颜回有两点颇为类似：第一点，颜回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而陈千秋则是康有为十大弟子中的大弟子。曾任万木草堂学长；第二点，颜回早死，陈千秋也是。可见康有为在取号上还是花了心思的。

　　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得意门生，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从这个号上可以看出康有为对梁启超有多满意。所以康有为对梁启超也非常留意。不允许他稍有越轨。在这种顽固“保皇”标签影响下，梁启超1910年前往台湾募款，居然颗粒无收！

　　麦孟华号“驾孟”，即凌驾于孟子之上。麦孟华不仅是康有为忠实弟子，还是他的女婿。此次梁启超在他面前表达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康有为和麦孟华有翁婿之亲。麦孟华青少年时与梁启超齐名，在万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

　　曹泰号“越伋”，即超越子思之上。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被后世尊为“述圣”。曹泰与陈千秋齐名，不过也死得极早。

　　韩文举号“乘参”，即追逐曾参之意，唐德刚则戏谑为“把曾参当马骑”。曾参为孔子得意弟子，得到孔子真传，后世认为《大学》、《孝经》都是他的著述。韩文举也是万木草堂学长。

　　不仅孔子被康有为立志超过，而且孔门四圣(亚圣孟柯、复圣颜回、述圣子思子、宗圣曾参)和得意弟子都要被康门弟子蹂躏，足见康有为的狂傲无边。对此，章太炎用两字准确评判了康有为：妄人。

　　徐佛苏道：“现在海外华侨对于保皇一说确实不感兴趣，募集捐款较为困难，无钱办报倒可以理解。不过小弟记得前不久汤济武(汤化龙)、林宗孟(林长民，即民国著名美女林徽因的父亲)、孙伯兰(孙洪伊)、张士林(即著名哲学家张君劢)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和建设讨论会，曾请你入会。会中负责人也时常与你书信往来，讨论民国建设各种问题，隐然有以任公为该会党魁之意。怎么你还说组党无人呢？”

　　梁启超冷哼一声：“他们之所以邀请在下入会，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以在下为幌子，招揽他人入会；二是以在下为幕僚，隔三差五帮忙出个主意。什么隐然党魁、精神领袖？都不过药罢了！”

　　徐佛苏又问道：“那从政呢？去年袁项城出山，就曾邀你归国任职，你坚辞不就；如今梁燕孙(梁士诒)又数数请你出山，你又婉拒。明明是你不想从政，为何推说没权？”

　　梁启超气咻咻地说道：“我要是回国任职，公路能给我什么职位？”

　　公路，三国袁术的字，这里是指袁世凯。这种文字把戏在清末民初的电文、日记、报章中经常采用，熟悉历史典故的人在看到这些名号的时候会自动翻译成真实人名，不熟悉的则如坠五里云雾，完全不知所云。其实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典故联想游戏，套路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用古代同姓人物的名、字、号、籍贯来借指现代人，这种情况最多，常见的有过庭(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借指孙中山)、叔度(东汉名士黄宪，字叔度；借指黄兴)、龟山(北宋学者杨时，号龟山；借指杨度)、江陵(明代首辅张居正，湖广江陵人；借指张謇)；

　　第二种是用同名人物的名、字、号、籍贯来借指现代人，比如巨源(竹林七贤山涛，字巨源；借指载涛)；

　　第三种是用姓名的笔画部首来指代某人，比如山公(岑春煊)、土头(袁世凯)；

　　第四种是典故中某人来指代现代人，这种也很多，也很晦涩难解，比如周公(周公摄政辅成王；借指摄政王载沣)、冢骨(《三国志》：“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借指袁世凯)、城北(《战国策》：“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借指徐世昌)；

　　第五种是现代人姓、名、字、号、籍贯反过来说，看上去几乎不知所云，比如北江(实际是指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南对北，江对海)；

　　徐佛苏道：“去年袁项城便允以法部副大臣，如果先生今年早些回国，想来内阁司法总长一职是不会花落他家的！”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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