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征战天下第一百一十八章格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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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睿呼吸为之一窒,他的脸色变的很难看。【n看】
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楚瑜说的是实话。
现在和半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姚苌父子的败退,已经让苻宏的位置越发的稳固,现在轻易地,已经不可能动摇了。
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讲,是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
但是思来想去,苻睿却并不后悔,因为这完全是自己仔细的考虑过后的决策,自己权衡了再三,也知道,在之前那个特殊的时间段,是不可能动手的,因为自己想要的,是取而代之,而不是彻底掀翻桌子。
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氐人,和苻宏等人在民族利益上是一致的。
既然不是苻宏,那么苻睿就只能联想到凉州的段业了。
“现实,您的意思是说,凉州那边?”
“不错。”楚瑜说道,“如今凉州的段业,大肆招兵买马,雄心勃勃,听说这一次开科取士,天底下已经有不少人不远千里跑去应考,王爷,这可不能小觑啊。”
“喔?”苻睿虽然神色略有触动,但是很明显,他看起来并不是太在意。
“王爷。”楚瑜道,“您不能小看这个事情,当今是乱世,固然是依仗战马和长刀,可是毕竟,纯粹考武力,可以一时取得胜利,但是很难彻底征服天下。就算能,靠武力也不能完全统治天下,终究需要大量的读书人,而段业这么一来,天下士子之心,恐怕都向着他了,王爷,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啊!”
“我知道了!”苻睿虽然态度很谦恭,但是,明显楚瑜看的出来,他真的不在意。
毕竟他是氐人,汉化虽然深,但是看起来,也是知其表,不知其理,终究还是对读书人的力量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啊。
一想到这里,楚瑜心里不由暗自叹气。有些东西,没有经历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深刻的理解,想靠着几句话,就说服苻睿这样极度自信,极为有主见的人,实在太难了。
苻睿可能觉得,只要有刀枪,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读书人也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就是像自己这种人一样,出主意,搞权谋,帮他打天下。
可是真正读书人管用的地方,却不是这里啊。
楚瑜既仔细读过圣贤书,也跑过江湖,深深知道,不管是现在的江南,还是如今苻宏统治的关,慕容垂统治的河北,不管实际统治者是谁,其实都还是皇权不下乡。他们精锐的军队,让老百姓不敢反抗,他们的官员手握大权,可是从朝廷,到地方的刺史,郡守这些官员,他们本质上是管理下级官员的,而不是直接去管理百姓。
只有县官被称作“亲民之官”,其他都被称作“管官之官”,就是这个意思。
而问题就在于,氐人也好,匈奴人也好,鲜卑人也好,他们都缺乏足够的人才去当县官。你让一个勇士去震慑一个县内的反叛势力,这个很容易。
但是你让他收税,赈灾,审案子,维持地面,保证徭役,这些事情,对于他们就太难了。
而实际上,大部分县官,其实都还是汉人。所以别的人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楚瑜就知道,这样的统治基础是并不稳固的。
而就是这“亲民之官”,实际上在治理广大的农村是依靠的还是本地的乡绅、士族。所以,在江南也好,在关也好,每当一任官员上任时,为了在融地方上能治安良好、征粮顺利,首先都要拜访当地有名望和号召力的士绅,特别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即所谓地望耆老。
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实上当时占天下绝大多数地域的农村都是在士绅的直接管理下,是不折不扣的士绅治国。如果不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当然不敢直接来对抗你,可是让你根本没法工作,最后直接走人,那是完全可以的。
这绝非偶然。因为从汉朝以来,士大夫的地位就逐渐抬高,到了后来,他们入朝为官,彼此呼应,形成了声势,就完全成了同气连枝的整体。从家庭背景看,大部分在央和地方为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大地主和庄园主。这样的家庭在儿子自上学年龄起就让其在私塾或官学接受正规教育,然后透过察举,或者孝廉等等方式,进入官场做官。在当官的时候,他们当然也就竭力扩大家族的影响力,给家族积累各种资源。
而到了他们退休离任之后,他们又重返乡里,一边继续着地主的生涯,一边发挥余热,调解乡里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协助在任官员的工作。士绅与乡土的二重身份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耕读世家说的就是这群人。
从教育背景来,士绅们一方面接受过国家的正统教育,儒家伦理、纲教伦常深入其心;另一方面从小生活在乡间,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乡规民约十分熟悉,往往在二者有矛盾时采用一种园融、通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其既不违反大传统,具有大传统的合法性,也不有悖于小传统,具有小传统的合理性。
多少年来,楚瑜走南闯北看到的效果足够证明这样的有效性。从实际作用看,士绅在解决纠纷、祭祀仪典等重要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乡村之每逢婚丧嫁娶、祭祖拜神、二造纠纷等事,村长、里正往往会请有名望的乡绅主持其事,因为后者见识多、德望高,能让乡民信服。
可见,自古而来知识分子即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着协调和纽带的作用。现代化以后,随着政权的下乡和教育资源向城市的聚集,士绅治国的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也更多地被吸纳进正式的国家体制之,而脱离了“乡土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参与新的国家大传统的形成,而忽视了在现今城乡二元的格局下仍旧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活的农村地区的小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和抵制力量。“送法下乡”、“字下乡”固然重要,在具体的事件运用良知和理性解决社会冲突,促进和谐发展同样重要。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时放下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切身感受社会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得合适方法。
古语有云,人生在世有三大事,谓之立德、立功、立言,其以立德为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立言是“利在千秋”,即著书立作,流传后世;立功则是“功在当代”,即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重大事件的解决去,运用自己的良知和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实现社会正义;立德则是上述二方面的结合,通过研究学问和践行学问提升自己的品格,为社会树立正面的榜样。可叹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学者,都只专注于立言,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搞一些玄之誉的知识,或是在笔头“指点江山、激扬字”,而忽视了立功,故而也不能立德,其知识品格必然是不完满的。
立言和立功,其实可以大体类比于韦伯所说的“学术与政治”。在《以学术为业》,韦伯塑造了一个职业学者形象,竭力将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从科学研究“除魅”,塑造知识分子的清明品质。在《以政治为业》,韦伯则立足于世俗的现实政治,呼唤领袖民主制下职业政治家的诞生。表面上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两幅截然相对的肖像合成到一个人身上。但正是知识分子这内在难以消弭的张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本质和使命。“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源于俄,指称19世纪俄国那些具备一定西方知识背景同时又具有一定社会批判意识的独立群体。学术追求和批判人格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性。学术追求关乎个人的学术志趣,其目的在于求真,本质上是私域的行为。而批判人格则和社会背景紧密关联,是对公域的介入,其目的在于求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公共关怀。当然,韦伯将学术当作一项严肃的专业科学化活动,认为学者的职业精神就在于严守价值立,即严格避免将自身主观的价值判断引入学术论证和说明的过程,以达到增强学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目的,将学术塑造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但以今天的通说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学术活动都是学者主观精神活动的表现,而精神领域的特点在于其个性化和某种程度上的不可通约性。特别是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不同的人社会科学,其在很大程度上传达的仅仅是一种带有学者强烈价值倾向的“意见”,而非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即使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能绝对免于价值判断,晚年的牛顿就是一个著例。而这种价值倾向,并非是学者天生带来的,而是来源于其生命的经历和世俗的关怀,换句话说,来源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阶级论和出生论也并非全无道理。反过来说,社会实践的活动也要受到学术理念和思想的影响,前者其实就是对后者的践行,也是后者的生命力所在。韦伯所说的“政治”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参加选举、倡导改革等直接的政治性活动,也包括当重大社会事件正义遭受扭曲时积极参与的社会活动,比如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正因为有左拉、克雷孟梭、饶勒斯等一批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最终昭白于天下。可见,学术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其并非如韦伯描述的那样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和存在内在紧张的二个事物,相反,二者在一起构成了知识分子完整的人格和知识品格。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与深切的人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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