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到1982年，全面实行落实政策，一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一大批蒙受屈辱的老干部恢复原职。同样的，一大批在特殊时期期间以‘三种人’起家的，在这一次的动作中被干净利落的打回原形！其中也包括马文石。

　　马文石以造反起家，当年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天（津）教育界和企业界算得上是一时风云人物，那真是牛逼得不得了了。升任为天（津）教委的副主任，但他是搞体育的出身，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便乱放炮，别人惹他不起，在背后却匿笑不绝。

　　等到清理三种人，他也被停职了，查了一个底儿朝天，但结果也就是一些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无数人做过无数次的恶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于是把一切官职免掉，打发回原来的工作单位，担任校工。

　　据说这个通知传达到教委的各个科室的时候，众人一片欢呼！马文石像个傻b似的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这么遭人恨的？！

　　回到大兴街小学，马文石故意摆出一副矫情镇物的功夫，一身灰色毛料制服，左面的衣襟上戴一块‘为人民服务’的胸牌，口袋里插两支钢笔，人模狗样的走进学校大门。刚刚春节过后不久，还没有开学，走廊里静悄悄的，教室的门窗关得紧，没有什么声音传出。

　　马文石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枯燥的脚步踱来踱去，几次走到教师办公室的门口，就是不敢敲门进入！他自己做过什么孽自己知道，该如何面对里面的旧同事啊？他现在最盼望的是原来的同事都调走了，里面全是新人，一个不认识才好呢！

　　“哈哈……！”办公室里突然传出一阵笑声，“我也没想到，说起来，这话真不该我说，杨老师，您真的没有其他的打算了？”

　　“还打算什么啊？我现在就想把孩子们带好，趁着还有几年，发光发热吧。”

　　“您听见了，俞校长，这才是一个把生命全投注到祖国教育事业上的同志该说的话呢！您可好，好不容易落实政策了，您倒想跑了？”

　　“不是我想跑，你看看，人家杨老师是教物理的，现在一中下了调令，要用三个数学老师来换一个她，你们这是人才啊！我能干嘛？教学我是一点也不懂，呆在天（津）那么多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

　　“您今年多大年纪？我看您别我还小几岁似的，还落叶归根？真的，俞校长，孩子们舍不得您走，我们大伙也爱戴您，别走了。”

　　众人一片大笑！马文石也有些忍俊不禁，里面说话的人声音很年轻，倒似乎是个孩子，怎么和俞宏这么没大没小的说话？

　　正在疑惑间，办公室的门推开，杨士光举步走了出来，一眼看见门廊上站着一个人，背对着自己，“哎？这位同志，您找……？”

　　“杨老师。”

　　杨士光大大的一愣，看着马文石那满脸的尴尬，大小麻坑像火烧云似的通红发亮，妇人心中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已经十几年了吧？十几年的时间没见过面了，当初对他咬牙切齿的恨意哪儿去了？“杨老师，您……”

　　杨士光不屑的撇撇嘴，虽然不再恨他，也不代表就要笑脸相迎，“老俞，小李，小张，你们出来看看，这是谁回来了？”

　　众人涌出办公室，都是熟人，李丽、俞宏，雷树德，只有一个年轻人他不认识，可能是新来的老师，“雷老师，这是谁啊？”

　　“马文石。”

　　“哦！”小张长长的‘哦’了一声，意味深长的看了看他，“就是这个孙子啊？听小小说起过。”

　　“小张，别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哎！马文石，知道我是谁吗？”

　　马文石现在真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了，扫了小张一眼，疑惑的摇摇头，“不，不认识。”

　　“我叫张浩。清河街小学毕业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不过我有个哥们你一定还记得，他叫卢利。怎么样，有印象了吧？”

　　“这，我有，有印象。”

　　“我琢磨你也有印象，艹蛋玩意。今儿要不是在学校，我就弄死你个逼养的！”张浩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街，“王八蛋，哎，你来干嘛？”

　　“张浩？”杨士光瞪了他一眼，“你现在是大学生了，怎么还这么满口脏话呢？”

　　张浩呵呵一笑，不再多说。他现在是天（津）师范大学77届的学生，那一年他们正好高三毕业，以他们在学校学习三年的知识，参加全国全面复招大学生的考试，简直太容易了！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第一年的考试试卷实在非常容易。试举一例，在化学试卷中的一道填空题是：原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

　　以张浩在学校三年累计的知识，自然一考就成，被天（津）师范大学录取了。现在在中文系读书。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开学以后实习做准备的。

　　俞宏看看马文石臊得要死的样子，和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马文石同志，您来有事？”

　　“啊，有。”马文石窘况稍稍得到一些缓解，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的转调文件。”

　　“教务处在二楼，你自己上去吧。”

　　“哦、哦，”马文石半步不敢停留，转身上楼，身后还传来张浩不依不饶的咒骂，“败类！扎哪儿死了不完了吗？活着也是现眼！”

　　杨士光叹了口气，“小张，别这样说话，做人还是得宽容一点。”

　　“走吧，我们进去接着说话。”

　　于是几个人又回到办公室，重新落座，云山雾罩的侃了起来。张浩和卢利是朋友，虽然不及胥云剑、梁昕几个的关系那么近，也算不错了，过年的时候聚会过一次，喝得相当嗨。“俞老师，您是不知道，卢利现在酒量可大了！这孙子在农村这几年，嘛也没学会，就是把酒量练出来了。好家伙，初七那天，我们三五个人陪他，都让他灌得溜桌了。”

　　杨士光呵呵轻笑，她知道这些年轻人每年初七会聚会一次，这还是从卢利他们下乡的转年春节开始的呢，已经好几次了。“在哪吃的？对了，他还好吗？”

　　“好。这小子现在可好家伙了，他现在是安格庄公社的支部副书记和生产队副队长，论干活那真是一把好手！”张浩说道：“76年之后，商家林和临近的一个乡合并了，现在好像算是唐山的一个郊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等回来你们问他吧。”

　　李丽是卢利多年的班主任，教育出了这样的学生，她自然是最骄傲的，“对了，不是说知青大返城吗？他有什么打算？”

　　“他说还是再等等。想着站好最后一班岗，等把县里的知青都送走，他再回来。要是可能的话，就彻底在唐山干下去了。”

　　“那他舅妈怎么办？”

　　“也接过去呗。”

　　杨士光点点头，卢利有这样的打算也未必不对，他在唐山一呆数年，他又是那种极重感情的，有一线可能，也会选择留在当地，而且从程序上来说，城市户口改农村户口是很容易的，“他的那些哥们呢？”

　　“您是说胥云剑他们吧？有个叫梁昕的，你们知道吗？李老师您一定知道，他姐姐就是梁薇。”

　　“啊，有点印象了。他们家有三个姑娘的，是不是？”

　　“是，就是他。梁昕和卢利在一块下乡，77年的时候考大学，没考上，78年考上了，比赵敏晚一届，现在都在北（京）大学，俩人成校友了。”

　　“那其他人呢？”

　　“胥云剑没变化，还是跟在卢利屁股后面瞎惹惹。曹迅回城了，现在顶替他妈妈，在邮电局上班，成天骑个大自行车，给人送信、送报，好像搞对象了。”

　　众人微笑起来，“还有别的人呢？”

　　“不一样，有的回来了，有的还在当地，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卢利他舅妈家呢？他两个姐姐不是都下乡了吗？回来了吗？”

　　“他二姐回来了，顶替她爸爸，进派出所了。他大姐好像正在办，我不太清楚。”

　　李丽叹了口气，“真想不到，这才几年的功夫，变化就这么大了？”她说道：“不瞒你们说，我可是真有点想卢利了。每年春节回家过年，他都来学校，今年怎么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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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返城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方面，天（津）市走到了最前面，1978年的春天，各地相继放松了知青病、困退的限制，天（津）市革委会知青办和市公安局行文有本市知青的各省、市，发出了‘病返、困退简化办理手续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函件中提出，今后天（津）市知青办理以上手续，不再需要天（津）市公安机关批准的准迁证，只需当地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这样的公函抵达各地，立刻掀起天（津）知青返城的高峰，同时引发了其他城市知青的热议和羡慕，同时心里盼望着：几时自己的城市也能做这样的好事呢？

　　好在时隔不久，这种病退之风便刮遍了全国。大多数知青吃了十余年的苦，真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有了这样的途径，岂肯落在人后？于是，在1978年一年中，若是问谁最忙，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生！

　　为了混到一张证明自己符合病退标准的诊断书，知青们想出了各种招，有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血液样本里掺煤油；有的吞铅块；有的故意吃过敏药；有的胡乱、过量的吃药，造成高血压、心脏病和过敏症状；还有的甚至吃麻（黄）素直到吐血！

　　有一个知青假冒胃溃疡，拿线绑一根铅块吃下去，线头的一端缠在牙齿上，照过x光，医生吓坏了：这个人的胃已经烂掉了4/5！叫来其他的医生会诊，确实如是！这个医生悄悄地把知青叫到一边，低声问他，“你到底吃了什么？”

　　知青惨然一笑，拉出已经带血的铅块，医生心疼的掉了眼泪，“你知道吗？线头断了，你的小命就没了！”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些是很可笑、很可怜的，知青乱编病情，胡说八道，有的男知青说自己得了‘宫血症（这是妇科病）’，还有的甚至自造病名，说自己得了‘风湿姓肝炎’。总之一句话，知青不顾危险，甚至不惜抛下一切，只求能返回自己的家园！

　　上山下乡本身是一件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而推行的政策，十余年而降，诸多问题积重难返。事情的解决也绝不是走出火车站，站在自己的家乡门口就算回来了那么简单，太多太多的问题还在等着他们呢！首先是户籍、其次是住房、第三是工作，成为了新的三座大山，沉甸甸的压了下来。

　　户籍还比较容易解决，困难的是堂上二老都已弃世的，就有些碍手了，兄嫂不容，亲戚不顾，知青人是回来了，却上不上户口，只得到处告帮，拉关系、送人情，不在话下。但不管怎么说，大多数还是能够顺利完成的。

　　住房是第二项难题，有父母的找父母，没父母的投亲戚，受尽了白眼——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来了一个人，有的甚至是带着老婆、孩子的，挤在本来就不很宽敞的家里，谁能没有怨气？而即便是投奔父母，也是一样，在当时的年代，家中孩子多，原本只是父母带着各自的子女，还可以应付，现在则是拉家带口，又要处理婆媳关系，又要搞定妯娌之间，种种难题，不一而足。

　　最难的却是工作，当时的中国不比三十余年后的现在，几乎提不到什么经济建设，工厂就那么多，哪里有那么多位置安排？全国超过一千万人口（等到了1980年前后，分驻在全国的知青彻底完成返城工作，这个数字上升为两千万左右）同时拥进城市，是何等庞大到令人恐惧的就业压力？！偏偏又处于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时代，没有工作，成为社会待业青年，受尽了周围人的冷眼，其中一部分自暴自弃，甚至开始为非作歹，使社会治安一塌糊涂，为曰后展开的‘严打’造成了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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