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增援能及时赶往了，就他崇祯京城的拿点兵力真的就能扛住李自成的猛烈攻势吗？城里的官老爷们肚子里就没点自己的小九九打算，要知道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首先瓦解。
熟知这段历史的沈星可清楚的知道，在李自成围困京师时，那出现的汉奸带路党可是乌泱乌泱的好大一群。最最让人好笑的是崇祯竟然忽略了正在像北京城蔓延的鼠疫。要知道历史上这才是压垮他老人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因为疫情的严重才造成了北京城内上百万民众的人心惶惶，军队不战自溃，不过说一千倒一万，沈星还是打算去救一下这位倒霉催的皇帝，因为现在他如果真死了，事情后续发展的可怕程度他真的很害怕去想象。
而与崇祯这个狗血皇帝正好相反的皇太极却改革政治经济励精图治野心勃勃，在拿下锦州后，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父汗努尔哈赤对外扩张的政策。他命令军队建造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
皇太极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不仅通过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余名汉族文人，而且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
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对明大将自愿来投的行为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大部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经济方面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了在东北的统治，为入关统治全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称帝后立刻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也不准杀马、牛等作牺牲或出卖。以后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
他知道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因此一再强调搞好农业生产，短时间内粮食倍增，大量几年间大量掳劫的汉民工匠为满清手工业生产大大提高，冶铸业也蓬勃的发展起来。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
皇太极眼看沈星放松边境随即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用来替补山西八大商人的折损。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马。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
皇太极的统治还继续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他使八旗通过变革越发充满生机。一是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二是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皇太极对黑龙江等地多次用兵，带来大批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把新满洲编入八旗。
一次就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了。同时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四十二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
但汉军八旗发展最快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早两年就扩大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内部仍分正黄镶黄两旗，正白镶白两旗，正红镶红两旗，正蓝镶蓝两旗。正式完成了汉军八旗的建制。
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这种扩大满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夺取大明大片疆域，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有重要意义。
他下令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经过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皇太极还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他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满清发展的今天，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
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满清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经过几年的努力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
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但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屡下谕旨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
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
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兴师伐明前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但由于他作为古人的民族、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皇太极也是袒护满族，压迫其他民族的。
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
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
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可正因为这样的局限性和不平等也为以后汉人反扑满人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