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枯中毒，最残忍的还不是它的超高致死率，而是它会让人死的非常痛苦，这种痛苦是两方面的。

　　一种是生理上的痛苦，像毒`鼠强这种神经类毒药，吃下去之后除了开始的时候很难受，但到了后期基本处于一种昏迷状态，并不会死得很痛苦。

　　但百草枯不同，它只破坏脏器的基础功能，几乎不会损伤神经系统，所以中毒者从喝下农药，一直到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后死去，始终都是清醒的，他会清晰的感觉到生命力从身体里流逝掉。

　　那种一步步看着自己走向死亡的感觉，恐怕比死亡本身更加恐怖，所以医生们常说，喝百草枯自杀是最傻的。

　　还有一种是心理上的痛苦，因为百草枯不会马上致人死亡，就算不洗胃，喝下去的百草枯也会在24小时内完全排出体外，然后,进入漫长的，等待死亡的时间段。

　　这段时间有长有短，你有足够的时间回忆和总结这一生，文笔好点的，甚至能趁这个时间写个自传什么的。

　　但绝大部分人不会这么乐观，他们会后悔，会懊恼自己的一时冲动，但又毫无办法。

　　所以，喝百草枯自杀，上天会给你后悔的时间，但不给你反悔的机会。”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李宪问道。

　　“趁她还算精神，把笔录做了，然后送她进ICU，把她的亲人叫来，多陪陪她，她活不了几天了，我会尽量用药物缓解她的痛苦，让她走得不那么难受吧。”

　　两天后，杜林刚刚给于桂芬喝了一碗掺了一滴不死水的通肺汤，信步来到公安医院的ICU病房外的休息室，在这里他见到了于桂芬的大女儿陈丽，正在偷偷摸眼泪。

　　杜林掏出一张纸巾递给她。

　　“谢谢杜医生。”

　　“能和我说说你父母的事情吗？”杜林问道。

　　“好吧。”陈丽擦了擦眼泪，和杜林讲述起了她这几十年里，在这个家庭中见到和遭遇到的一切：

　　陈玉安一家一直都生活在大桥村，陈玉安身体不太好，干不了太多的农活，所以地里的收成也不如别人家，日子过得很苦。

　　他是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他在外人面前窝窝囊囊，唯唯诺诺，但到回家里就变成了一个暴君。

　　他酗酒，喝得特别凶，每顿饭都是不拿筷子先拿酒杯，先整上一两半再说，喝完酒动不动就打老婆，打孩子。

　　如果要是今天在外面受了气，活干的不顺心，那更是变本加厉的打。

　　菜做得不合口味，打！

　　饭盛得多了少了，打！

　　给他拿烟袋慢了，也打！

　　有一次，陈丽学校让每个学生带一捆柴火（农村学校多是如此，冬天取暖都是靠烧学生带来的木柴），陈玉安刚喝完酒，正没处撒酒疯，一听学校要柴火，大骂道：“上个破学，成天要这要那，我TM还得给你拿柴火烧！行！你们烧我家的柴火，我TM烧你的书！”

　　一把把陈丽的书包抢过来，塞进了炉膛里，陈丽顾不得炉膛里正在熊熊燃烧的烈火，连忙伸手进去掏。

　　陈玉安见女儿还敢抢出来，一股邪火上涌，操起炉膛里捅炉灰的炉钩就往陈丽头上打，烧的通红的炉钩直接把陈丽的头皮烫掉了一块，血流满面，手也烧伤了。

　　说到这里，陈丽掀起头发，头顶上果然有一块不长头发的伤疤，她的手上也有烧伤的痕迹。

　　说到这里，小女儿陈娜抹着眼泪过来叫陈丽，说于桂芬叫她过去，陈丽说道：“让我妹妹接着和你说吧，小妹，你和杜医生说说，在家里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说那些干什么？他都死了，咱妈也快不行了……”

　　嘴上说不想说，但心里的委屈往往越到悲伤的时候就越忍不住：

　　因为已经有了陈丽这一个女儿，陈玉安一直希望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于桂芬怀陈娜那会儿，村里的老人看了于桂芬的肚子都说怀的是男孩，因为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政策马上就要落实，陈玉安不等孩子出生就在村里给上了户口，性别写的是男孩。

　　可结果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老陈一言不发，把刚刚分娩的老婆和刚刚出生的婴儿扔在家里不管，出去和人喝大酒，喝了三天才回家。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老婆打了一顿，然后拿出家里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两瓶好酒和一斤猪头肉去村长家，求村长帮忙把户口改成女孩，为此还受了村长好一顿数落。

　　从此之后，陈玉安就恨上了小女儿，总说她是个败家玩意儿，是个糟钱的货，刚出生就害老子破费一笔。

　　为了省钱，陈玉安到处和别人说陈娜是个傻子，不能上学，可这个被称为“傻子”的小女儿，只靠着姐姐用过的课本自学，就识了字，还学会了简单的算术，八九岁时就追上了姐姐的课程。

　　每天干完了家里的活，就跑到村里的小学，蹲在姐姐的教室外面偷听，夏天还好，可是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把陈娜冻出了冻疮。

　　乡村教师看她可怜，就劝陈玉安让陈娜也上学吧，陈玉安还是坚持说小女儿是个傻子，用不着上学，可是当老师问了几道算术题之后，挖苦陈玉安说，如果她是傻子，那你就得算是根本没长脑子。

　　在老师面前出了丑，这让陈玉安更加讨厌陈娜，等老师走了，陈玉安薅着陈娜的头发一下一下把她的头往坑沿儿上磕，一边磕一边骂，“我让你聪明！你不是聪明吗？聪明？我说你是傻子，你就得是个傻子，不傻我就把你磕傻！”

　　从此以后，小女儿再也不敢去学校，只是老老实实在家帮母亲喂鸡喂猪。

　　不过，好在陈娜命好，长大后嫁了同村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在城里当包工头挣了不少钱，把陈娜接到了城里总算是脱离了苦海。

　　陈娜说完了自己的遭遇，这话匣子就算关不住了，又开始说她母亲这些年来受的苦。

　　“我妈十九岁嫁给我爸，在陈家呆了整整四十个年头，也整整受了四十年的苦。挨打挨骂就不提了，关键我爸还老不正经！

　　我爸四十多岁时，和村里的一个寡妇开始勾勾搭搭，成天的往寡妇家跑。

　　自己家的地不好好种，专门去帮那个寡妇情人干活，还时不时把家里的东西往情人家里搬，到后来，甚至干脆住到了寡妇家里，连我们家做饭的锅碗瓢盆都搬了过去。

　　厨房都快被搬空了，连做饭的锅都没了，我妈抱着我和我姐，我们娘儿仨哭成一团。

　　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了好几年，期间我妈提出要离婚，我爸不同意，举着一根木头棍子追打我妈，从村东头追到村西头，把我妈打得遍体鳞伤，再也不敢提离婚的事儿。

　　我姐找来村里的妇女主任去劝我爸，让他注意影响，不能过就离婚算了，现在不比以前，离婚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我爸当着村干部的面点头哈腰、满口答应，把人家打发走了之后，回头就又把我妈和我姐堵在家里毒打了一顿。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我和我姐都结婚了，搬到城里住，我妈独自一人在村里生活，我爸和寡妇情人一起生活，日子过的也算平静。

　　可好景不长，我爸病了，是风湿性关节炎，两个膝盖肿得好像两个足球，走路都要依靠拐棍儿，更不用说干农活了。

　　他那个寡妇情人见他成了一个废人，就想赶他出去，他赖着不走，寡妇一看他耍无赖，干脆收拾细软跑了。

　　我爸就又找到了我妈，让我妈伺候他，养着他，我妈当然不答应，他就去我姐单位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