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部面世的小说。

　　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不同的空间里试图写了其他几部，但终究没有完成，总觉得笔端还有商榷之处。我是一个喜欢舒缓的人，因此听音乐和写作对于我来说，都喜欢舒心的节奏，于是，我一直在等候，等候有一天，我能将故事用一种比较舒心的方式书写下去。

　　我还记得我离开大学时那个尚还有雪的东北春夜——哐当哐当震颤的列车铁轨声和那窗口日渐迷离的城市灯火。已经有八年了吧，却是转眼之间的事。

　　算起来，那是2007年4月，北京柳树正在满街的抽芽，玉兰花在校园里朵朵盛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北大，带着焦躁不安和一腔疑惑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在燕园开始听取经济、管理、中文、历史、心理学、音乐、书画等等课程，从本科生到博士生，接受了各种知识的洗礼，解除常年来积累在心中的万千疑问与枷锁，——这是一段比较自在和诗意的生活。

　　很多的朋友都艳羡我这期间获得了很多大牌教授的悉心解答和指导，使我关于小说的写作得到了很大的裨益，——尤其使我获得了不同的认知角度和写作角度，——我现在真心的感谢他们。要知道，关于写作，我之前是从未有过“虚构”、“悲悯精神”这样明确的概念的，而到了北大，茅塞顿开的畅快感觉，却是时时涌现。

　　而来到北京后，做过很多工作，搬了很多次家，目睹和亲历了许多啼笑皆非的琐事与所谓的重大事件，使得广泛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人士，也与国外的一些人士打过交道，对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事也了解更为深切。

　　然而这期间家中也发生了很多变故，加之在京我的生活也起起伏伏，让我更加了解了人性——我更加坚定了从事小说写作的决心：一切经历都是在为故事的书写做准备。我这样想着，坦然的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

　　而在之后，一位北大教授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北京市2012年文学论坛上说了一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说“中国的想象比现实更加现实，中国的现实比想象还富想象”，而他这个观点我在课堂也是听过几遍了的；这使我回想周边的人与事，那些带着极富传奇、夸张甚至荒诞戏剧的画面不断闪现在我的面前，犹如所有人在某个时候必然会发出的一个问话不自禁跳了出来:

　　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性，是什么使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说起来，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的浪平乡，中国西南部一个四处都是石山和茫茫森林的偏僻山村。因此，我的童年是与轻风绿草以及欢腾的牛马相伴，所以非常快乐的，——尽管并不富裕。也许是儿童的烂漫天真，孩提时代一度以为那片飘满稻香、四周都是石山森林的小盆地便是整个宇宙世界，我便大胆妄为地自认为我就是那世界的中心，于是把自己想象成那里的王——当我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也将随我而消失。

　　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唯心主义”的概念，因为七八岁的孩子连字都不识几个。而从另外一面来讲，我封闭了自己去外面的念头同时打开了天真的想象王国，——觉得一生便无处可去，终其一生便将在这山野森林包围之中度过，——也就对那片大地特别珍爱，想着山边出没的猴子几天没下山了，父母说的山里面的老虎、狼还有披着钢针的野猪怎么还没出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也会坐下来想在山后面是一个什么样色彩的世界。随着时间推移，那个童年快乐稚嫩的山村世界崩塌了，我的幻想王国也消失了。我不得不怀着好奇、焦虑、忐忑、忧郁与勇气等等复杂的情愫走出了山村，走向了县城，到了大都市求学。

　　然而，从此之后，我并没有能够摆脱那座绿色山村世界里的童话王国与那里的人与事，他们紧紧伴随我内心深处的记忆，一直到如今。

　　我是渴望到外面读书的，自从我能上初中之后——我总想着要改变原本的生活。但我对寄宿生活非常不习惯，只要有点声音我就难以入眠。要知道浪平乡中学的宿舍是由原先的瓦房教室直接改造而来，说改造，只是沿着教室四周搭上铁床架而已；人员近三十人一间，而且教室中间用两排上下两层的大木架摆设各自大大小小的木箱子，夜光中，像一只只木冢似的，散发着各种不知名的木板味。

　　而到了晚上，房间鼾声四起，一浪高过一浪。就像山风吹过田野，青嫩的秧苗随着翻腾，风窝处的秧叶翻转过来一阵簌簌泛白，使得连绵的稻田现出一片青一片灰来。我实在无法入睡；更是担心第二天的课程受到影响，以致紧张得要命。晚上数羊数星星也没用，是一个缺少睡眠的学生，因此白天注意力无法集中，常常昏昏欲睡，所以私下自我封号“瞌睡老君”。

　　但我又因为害怕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以致走不出这狭小的村落，所以也强制尽可能地作出拼命学习样，所幸成绩也不算太坏。然后高中毕业之后，我的成绩并不理想，但也终究上了二本线，我没有报考南方学校，却是辗转来到东北，去满是雾凇的江城学计算机，由于各种因素，后来又中途到了北大，然后一直在京谋生。

　　这一路被贯以“牛娃仔”、“少先队员旗手”，“三好学生”、后来又有一个词叫“80后”，“蚁族”、“边缘人”，“北漂”、“农二代”、“新型农民工”、“新锐编剧”、“创客”、“儒商企业家”、“科技新贵”等等称谓。这众多的称谓打在我的身上，不免让我感到啼笑皆非，甚至一度苦不堪言。这中间发生了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我将以小说的方式给大家一一道来。

　　毕竟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作者理应以小说多说话，不要私下大谈特谈；当然，在必要的场合，也还是要说话的，也绝不是闭口不谈，做一个吃了哑巴亏的哑子。所以带着这样的观念，我将大量的心思花在如何写作上，花在思索“为什么我是这样子”，这个疑问时时萦绕着我。也依循着这个追问，我在北大一边听课，一边开始了几部小说的构思。

　　人物、故事情节都有，他们折磨着我，融入尽我的生活。为此，我是信誓旦旦想要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出版一个五十万字的大部头。但2014年很快就过去了，由于种种缘由，原先计划不得不搁浅，我没有将五十万字的大部头写出来，反而使我在这年末短促的三个月内完成了这部十余万字的作品。而这之后，我也许将会很快完成《红喜烛》、《梦中人》等中长篇的创作。

　　这部小说的问世，使我确认了一点：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更没想到，我终究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

　　一九九一年，我开始就读浪平乡中心小学学前班。浪平乡中心小学校址所在地曾经是一片坟场，那里曾经屠杀了很多人，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建校时，挖出了不少白骨和遗物，还为此惹起了许多口角和官司——这些我都将在系列作品中讲诉出来。

　　然而刚上学的我，却并不知晓这些。在这个只有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教学楼的学校，我却似乎如一匹野牛找到了精神牧场，呼吸着这里清新自在的空气。

　　然而如今回过头去审视那些时日，才知道人生处处都是牵系。至今还记得六岁时9月1日那天去学校报名的场景。我的父亲在街头凉棚的圩市上卖了几头带着黑斑的猪崽，然后领着怯生生又充满好奇的我去中心小学学前班报道了。

　　那时候，中心小学的那株大人手臂合围大小的柳树还在，只见大柳树下校铁门两边的水泥桩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正方形白纸黑墨斜倒着，写了一长串我不认识的字——“欢迎新生入学”！

　　而我报名的地点就在校门口那幢钢筋混凝土教学楼的第一间教室。只见两位穿着碎花衬衣整齐干净的女老师，摆了一张桌子在教室后门的走廊过道上，一位穿着半截袖白衬衣的家长正在从裤兜里取出崭新的几张拾元钞票交给她们。

　　走廊下面就是泥巴操场，风一吹，地面就会飞起黄白打旋的灰尘。不过除了泥沙之外，校园异常干净，沿着操场的折角花圃里还种有美人蕉，种类繁多，紫叶、斑纹、软瓣、大花全有，杂在被剪裁得齐齐整整的冬青之中。

　　家长和学生来了就排在泥巴操场上，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抬腿跨上走廊去报名。那时候人不多，父子俩站在泥巴操场上，不久便轮到了我们。父亲挟着我的腰轻轻一抱，抬腿跨上了走廊台阶；从两位老师手里拿了登记册帮我报了名，还用她们手中的黑墨钢笔替我认认真真的填了姓名。

　　其中一位女老师提示父亲要在家长职务一栏写下职务。父亲不免遵照老师的指示，规规矩矩地写下“务农”二字。

　　父亲填完这些，旁边女老师笑眯眯地故意问我的名字，父亲在旁边督促我赶紧回答老师的问话，我有些心怯地告诉了她。两位老师不禁莞尔，指着登记簿上父亲刚才写的名字告诉我，“这就是你的名字，你得记住了”。

　　这一幕我好久好久以来，常常会回想起。

　　第二天，我便开始去学校上课。这之前，当然有着孩子的通病，就是床气。每每都是母亲把我从老式的木板床上拉起来，哄着我穿衣穿鞋再抱我到屋檐前，一盆柴火烧的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早已预备妥当，——那脸盆是大姐结婚留下的喜盆，还有用红漆刷的喜字。

　　然后母亲让我蹲下来，从面庞擦到脑后根。到此之后母亲总要把脸巾在盆里清一遍水，使劲拧一次，若水不黑，然后再从后脑根逆向擦到面庞，很多时候，母亲使劲擦我脸上不知何时捣蛋粘上的黑点，不免有些生疼，但洗脸也就算勉强通过了。之后，母亲拿过哥姐们用过传到我的布书包挂上我肩头，目送我到屋后的村道上，让我跟着其他孩子一起去上学。

　　学校虽然离我家就几百米远，但沿着弯弯曲曲小货车可以行驶的泥巴村道，需要走过一道几十米长阴森的油茶林。这油茶林边上有一口被填埋的土井，听说里面埋过很多死人，晚上会看见很多鬼火，因此盛传很多鬼故事，所以那是个让我害怕的地方。不过能跟孩子一起去玩，这种事当然很开心了，以致每天去学校我倒是很主动，只要一过了那阴森的油茶林，我便大胆起来。

　　到了学校之后，起初便是学习汉语拼音和写名字。天天背诵Abcd什么的；名字我在家母亲也教过写一些，但我还是写得毛毛糙糙，歪歪扭扭；听老师讲课也不怎么明白，所以也并不知道怎样用功。

　　于是，不久我就被分到了小班，这小班在当时等于陪读或者是文化普及教育的意思。因为到了初考，基本上这个班的人很难考上初中。不过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此，这个班的任教老师主要是代课老师为主，教着教着老师就去当兵了，或者结婚了、调走了，或者从此不再教书了；学校于是再找老师。

　　有一学期，记忆中似乎有六个老师来轮流上语文数学两门课。但这都似乎没什么关系，少了老师的管束，我们更是快活得像天上的群鸟，在那片蓝天下自在玩闹生长。

　　由于是小班，我们的上课教室也不在那幢三层教学楼里，而在学校红旗旗杆下的那排陈旧的瓦舍里。不过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找瓦工检修一次瓦，避免下雨的时候漏雨。所以，庆幸也没在教室被雨淋过。

　　那教室有一口瓦窗，阳光从上面射下来，教室的光线倒是不错。我常常将手指摊开，让光线射在手掌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手掌上的纹路和血色。久了，我能够从光影移动里准确地判断一天到了什么时候。

　　但很多同学都想去大班那样宽敞的教室上课；好在那时的我并不在意这些事情，玩乐是我来这学校的主要宗旨，每当下课的时候，我就和几个小伙伴在红旗下那十几级台阶边的水泥扶手上，抬起嫩嫩地小屁股滑滑梯，开心得不得了——当然屁股上的裤子很容易因为摩擦破洞的——我挨了不少父母的数落和责问。

　　不料，后来我的学习成绩却渐渐好了起来，到了小学二年级，我的成绩比一班的还要好。这使人感到莫名奇妙，以为我家老祖宗显灵保佑——我家老祖宗葬的好风水。

　　而我不得不提，在这之间，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叫唐老师——这不免让我立马就想到她教唐老鸭的课的情景——和蔼的笑容，抑扬顿挫的声音，不时的用手轻挽一下额边的头发。她从一年级开始便来带我们，直到二年级下学期才调走到了县城一小，——这两年里我们班的语文课终于没有更换过老师。

　　记得一年级的冬天，她请我们几个孩子去到他乡工商所的家里，他一边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一边请我们吃甜大饼——当时好像一毛钱一个，然后给我们补习基础知识。而翻了春，也是从她身上，让我感受到了写作的快乐。

　　每当到了她的作文课，她便让我们去教室外那带着泥土味却非常整洁的操场上观察景物，特别嘱咐我们不管写说明文还是记叙文，要仔细观察美人蕉叶子的形态、花的绽放与美丽，然后再回教室写出来。

　　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了范文在班上诵读。这终究使我感到意想不到。那种被阅读的感觉实在妙不可言。而在不久后的一次作文上，唐老师布置了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让我们带着这个作业回了家。

　　我回家后，就是到两里外黄岩脚的青岗林草地上去放牛。记得那天我骑在牛背上，站在青岗林夕阳通红的丘峦上，想着唐老师布置的作文——我的理想。那个时候，我似乎有些早熟，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家境和我们的成长环境，当不了科学家，也当不了政治家，所以以后最多只能当个作家——可以有份铁饭碗吃，不用忍饥挨饿，还可以照顾一家人，写出让自己高兴也让其他人喜欢的文章来：这已经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来了。

　　但我的作文却没有写我要当作家，因为，我知道在那个闭塞的乡村，当作家是个多么可笑的事情。那时候，我写到，“我要做一个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具体的职业我始终没有胆量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