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在我大学的时候，也曾在住所里养过一只猫。住所在六层是一间30平米左右的开间，窗户中规中矩，厨房开放，卫浴单独被隔成一间。因为学校的宿舍暖气管道冻裂，一整个冬天都无法为学生提供暖气，于是学生们开始同校方进行一次次热闹的交涉，结果不尽人意，舍管部毫不妥协地一次次查收了所有寝室内部的用电取暖设施。后来演变成为学生罢课，在网络上广泛宣传学校的举动，有些还算客观，有些不可避免的添油加醋。

　　对于我而言，这本来是无所谓的事情，我不喜欢执着地去争取——虽然说是应得的利益——既然宿舍无法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就只好搬出去住。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房东，以一个月400元的价格租到这里。

　　能带来的东西并不多，一行李箱的换洗衣物，宿舍发放的铺盖，一个蓝色的暖水壶，黑色的华为笔记本电脑，以及一个老式LP唱片机——是我之前认识的音乐系朋友送给我的，在他出国留学之后，他将所有国内的生活用品都分给了朋友，“这些东西带起来太麻烦，你可有什么想要的么？”他抱着吉他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对我说，我指了指唱片机，他笑着点点头——还有一些11寸的黑胶唱片，大部分是已经过时的爵士乐。

　　搬到这里后的两三个月里，我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台前一边听着那个人留给我的唱片，一边嚼着花生喝着啤酒。有时候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在那两三个小时里我什么都不会想，完完全全的任由意识随着头脑里的风飘荡，不加以外力干扰，也不存在所谓机械性的东西，近乎自然的移动，正如窗外的树枝一般，毫无规则地晃动。

　　打破这份宁静的分割点是在三个月以后，我正在所打工的西餐厅配餐间内，为刚刚端上来的水果挤沙拉酱。领班——一个身材丰腴，皮肤白嫩，中等身高的三十岁女人——带过来一个叫雪的姑娘。

　　“马上就是旺季了，于是我们又招来一个跟你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兼职学生，你们以后就要一起工作啦，”领班吐字清晰，声音明亮。

　　“你好，我叫雪，”雪伸出右手示意要同我握手。我接过她暖和而柔软的右手，简单示意了一下友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东煜你帮我给她讲一下具体的工作吧，”说完领班冲我们礼貌性的微笑后便转身离开了配餐间。

　　雪对于食物摆放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每次从厨房拿回来的菜品都会通过她巧妙地双手如获新生，顾客们自然赞不绝口地夸奖餐馆越来越上档次，但几乎没人知道，这都是她一个人的功劳。所谓天赋，多半会从出生开始就体现出来，当然也会有在某个阶段突然如火山喷发般源源不断涌现出灵感的天赋，即便是平常人如何努力的累积后天经验，也无法将这些经验如同音符般巧妙地排列成美妙绝伦的乐章。这么说或许对平凡人很不公平，但是“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我们第一次睡觉是在认识的三个星期之后。十一点下班的时候，我询问她是否要我去我那里坐一坐，喝一杯伏特加取暖，她没有犹豫地跟我回去了。事后我们挤在并不算宽敞的床上，我左手拿着一支香烟，右手揽着她洁白的没有一丝赘肉的腰肢。唱片机缓慢地旋转着，音响里飘散出来名为“angeleyes”的爵士乐。雪的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胸前，并不重的小脑袋枕在我的肩膀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向窗外。那是她的第一次，床单上面的血迹很久无法被洗掉。

　　第二天我便将她的行李一股脑地搬到家里，开始了一段毫无波折的同居生活，安稳且平静，因为我和她的朋友都不多，所以前来造访的客人也少得可怜。不善交际，不善于使用社交辞令，如同身处南极的一对企鹅，依偎在一起，每日看着极光，听着爵士乐，喝着伏特加，缠绵在一起，互相取暖。

　　几个月后，天空下起雨来，窗外面的树生出来绿枝。但是她却不见了，学校里也没有，摆在家里的，关于她一切的东西都像是蒸发了一样，只剩下一直黄白相间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