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子，二十来岁，梳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剪发头，瓜子脸，皮肤白皙，个子大约只有一米六左右，身材苗条，白净秀气的手上拿着一个摊开来的笔记本。

　　这不是自己上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新来的班主任戴菲菲吗？彭禹一下子认了出来。

　　对于戴菲菲老师，彭禹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戴老师是他上五年级上半学期的时候才分配到学校的，据说是从某个南方大城市上山下乡来的。其实，学校里的师生们都对戴老师印象深刻，因为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衣着打扮和生活作风也像某些人口里的‘资产阶级臭小姐’。戴老师特别爱干净，无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打扮的清清爽爽的，从里到外几乎一尘不染；根据去过她宿舍的人反映，她的住所更是干净的要命，屋子里时常飘散这一股香甜好闻的脂粉味道。

　　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学校里的某个男老师曾经火热地追求过她，屡次遭到拒接后，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猛烈抨击戴老师那些与人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不良气息，说她是现代白骨精，是生长在社会主义灿烂阳光下的一株毒花，是污染学生幼小心灵的害人虫……

　　为了这件事，戴老师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偷偷哭了好几天，两只漂亮的大花眼肿得就像桃似的，还差一点离职回家。红卫小学规模不大，满打满算老师校工加起来还不到三十个，学生更是才四百多一点；发生了这样的事，那还不闹得满城风雨？真是令人想忘都忘不掉啊！

　　“哦，是戴老师？您好！您好！”彭禹打量着戴老师清丽的面容，点头致意。

　　嗯？彭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礼貌了？他平常可不是这样啊，呆头呆脑的，见了老师最多害羞的低下头说一声“老师好！”，声音小的和蚊吟差不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放开朗了？

　　戴老师虽然心里纳闷，但顾不上考虑这么多了，她冲着彭禹晃了晃手里的笔记本，笑着说：“彭禹，你知道吗？在你昏迷的时候，你唱过一首歌的；那歌词和调子，啧啧，真是很特别的！”

　　坏了，那首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在这个时代可是绝对没有的，也是和这个时代革命和造反潮流不相符的，真要传扬出去，那还不掀起轩然大波？或者，自己很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啊！妈的，一个小小的孩子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结果是不是很令人郁闷和无语啊？！

　　于是乎，彭禹只好装傻：“有吗？我不记得了。”

　　“你绝对唱过的，而且嗓门很大，把大家都招来了。”戴老师肯定地点点头，用白皙纤细的手指头指了指周围的人们。

　　此时，人群还没有散去，人们都默默看着彭禹，一个个表情古怪。

　　“那首歌真的不一般，无论歌词还是歌曲，都很……嗯，那个很……复杂。”本来，戴老师想用“优美动听”等词汇来形容的，可是一想到这些东西根本不符合现在的政治背景，于是零时改了口。

　　“我……我不记得了。”彭禹摇摇头，支支吾吾地搪塞道。

　　笑话，这歌曲能不“复杂”吗？现在社会上的人们都唱些什么？孩子们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少年先锋队队歌》、《丢手绢》和《一分钱》等等歌曲。大人们在唱什么呢？无非也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像《自由飞翔》这样惊世骇俗的通俗歌曲，这个时代怎么会有呢？就算真的有人能够创作出这么优美的组词和曲调，那也是大作曲家了，恐怕这些人不是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关进了牛棚，就是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了。老舍先生，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想到《一分钱》那首歌，彭禹心里感到有些好笑；因为在上一世九十年代，有愤世嫉俗和痛恨腐败的人曾经把歌曲改成了这样：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百元，

　　把它交在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接过钱，

　　亲亲我的脸，

　　最后对我说了声：

　　你明天再去捡

　　……

　　“喂，喂！彭禹，我在和你说话呢！”戴老师见彭禹又走神了，不满地大声嚷嚷道。

　　“哦，哦，戴老师，有话您请说！”彭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嘿嘿傻笑。

　　“你不会真忘记了吧？嗯，我可以给你起个头，你再好好想想。”戴老师还不死心，稍稍迟疑了一下，樱唇微张地哼哼起来：“是谁听着歌，遗忘了寂寞，漫漫长夜一路……那个什么岁月曾流过……”

　　不得不承认，戴老师的记性非常好，嗓音也不错，调子拿捏的比较准；当时，彭禹在无意识之下只唱了一遍，她就能够记住曲调和一些歌词，的确不容易。

　　“戴老师，我真的不记得了；就算有，那也是瞎哼哼的，你们不必当真！”彭禹无奈地咧了咧嘴，连忙顾左右而言他地把话题引开；“对了，戴老师，我怎么来了医院了？”

　　“看来你真不记得了。”戴老师无奈地皱起好看的柳叶眉，不再纠缠地合上笔记本；“唔，今天在上算术课的时候，你被坐在后面的程强同学给打了；是我和你爸爸一路背着你把你送来医院的。不过，就算他拿铅笔盒打了你的头，你也不至于严重到昏迷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很多年后，当彭禹创作的歌曲《自由飞翔》唱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的时候，戴老师才如愿以偿，同时，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疑惑。

　　“唔。”彭禹点了点头。爸爸和戴老师都是学校的教师，只不过爸爸教的是三年级二班的常识，属于小偏门，分量没法和戴老师比；看来，原来的历史并没有改变多少。

　　“什么叫不严重？戴老师，小禹的头都被打得流血了！而且还昏迷了这么长时间。”

　　这时，彭国庆走了过来，摘下眼镜一边擦拭，一边气愤地说；“那个叫程强的学生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敢在上课期间打人，让我说，学校必须给他个处分，不然以后怎么得了？”

　　“嗯，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彭老师，我赞成您的处理意见。”戴老师郑重地用力点了下头，赶紧改口表态；“作为班主任，我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彭老师，最好我们明天一起向校长反映情况，争取给彭禹一个合理的说法。”

　　说话间，旁人见再也没有什么热闹好瞧，陆续地或相互交头接耳，或嘴里嘟嘟囔囔的散去了；病房里空了下来，只留下了爸妈、戴老师和一个医生。

　　彭禹这才看清楚，这间熟悉的病房，原来是农垦指挥部医院的急诊室。

　　液体输完了，彭禹利索地跳下床，嚷嚷着要回家。

　　“这怎么行？”妈妈和医生同时开口反对，医生更是加重语气说，“人脑袋上的病可比不得什么感冒发热的，最好住院观察几天才保险啊！”

　　“不用，我能感觉出来，一点事儿都没有；嘻嘻，不就是破了点皮嘛！养两天就好了。”彭禹固执的说。

　　医生拗不过彭禹，只好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让他带回家去服用，并吩咐他，如果感觉脑袋有什么不适，赶快来医院复诊。

　　“那好吧，你好好在家里休养几天，等彻底好了再去上课。”戴老师见劝说无效，只好妥协地告辞离去。

　　临走的时候，彭禹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挂在门口墙边的月份牌。那是过去那种老式月份牌，纸张制作粗糙，表面根本没有阴阳风水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公历和农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1975年10月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