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怪招数保姆遭罪

　　那天，吴冷兰拉上邓丽，顶着大太阳马上出发。也不知道去那个地方怎样坐车，下楼后打听了好几个人，才大体搞清楚。

　　这是常有的事。雇主都是有车族，平时出门开自己的车，来挑保姆也是开车来。没车的、不会开车的也是打出租，还没听说过哪个雇主坐公交车来挑保姆的。换保姆时就不想再来了，让家政公司送，但又往往因为他们不坐公交车，根本不知道到自己家应该坐哪路车，到哪儿下。吴冷兰每次去一个新雇主家，总像瞎子摸象一样，常常不是坐错了车就是下错了站，有一次甚至坐反了车。因为鹏城的公交系统非常发达，全市共有近200条公交线路，大巴、中巴、小巴，冷巴、普巴、双层巴，区间车、跨区车，许多当地人都搞不清那些车的走向。有时公交车改道延长又不及时反映在站牌上，这路车明明能坐到，站牌上却没有，或站牌上明明有，坐上车却说改道或取消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下次坐车方便，吴冷兰就采取记录的方法，并且，每坐一路新车，就在地图上仔细查看它经由哪些地方，一张鹏城地图，都快让她翻烂了。

　　太阳像火球似的，烧灼着每一个衣着单薄的躯体。人们都尽量躲在大楼的阴影里和树阴下走路，或者用遮阳伞为自己撑出一片阴凉，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便组成了鹏城一道流动的风景。

　　看着大楼和绿树投在地上的阴影，吴冷兰突然想起晚上走路的趣事。由于白天被太阳晒怕了，晚上出门，吴冷兰也会下意识地避开路灯光，躲到大楼和绿树的阴影里。同行的人都觉得奇怪：人家走夜路专挑有灯光的地方走，你怎么专挑黑影里走？

　　想到这里，吴冷兰哑然失笑。

　　到了车站，吴冷兰查了一下站牌，又找等车人核对了一下，确定了该乘坐哪路车后，便抓紧时间对邓丽进行突击培训：简单的法律常识，如何称呼雇主家的人，怎样招待雇主家的客人，饮食口味、起居时间、工作标准等要按雇主的要求去做，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等等。

　　车来了，两人上了车，吴冷兰还在不停地说。顺便又问了一下邓丽的情况，因为她还完全不了解这个皮肤黑黑、暴牙突嘴，眉眼间却显得很有心计的女人的情况。邓丽是在吴冷兰不断接听电话时，与高真交谈后办的手续。

　　通过交谈得知，邓丽来鹏城已经三年，从街头流动小贩做起。那时，整天提着篮子与城管打游击。后来，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每天半夜老公去农批市场进货，她就在清晨开始卖。起早贪黑地忙了一年，积累了一点儿本钱，又盘下一间水果店，夫妻两人勤奋经营一年多，积攒下三万元。谁知，一场大祸降临，九岁的儿子突然因吃泥螺引发了一种难以医治的过敏症差点死掉。经抢救治疗，命是保住了，但却变得弱不禁风，只好休学在家，每天都需要用药陪伴，每月的药费就需要两千多元。为给儿子治病，水果店卖掉了，那点儿积蓄也花光了，夫妻两人只好打工为儿子挣药费。

　　听了这些，吴冷兰很是同情，安慰她珍惜这次下户的机会，安心做好工作，多挣点儿钱给儿子治病。但是，吴冷兰又嘱咐她：这些事情就不要对雇主说了，雇主不喜欢经历太复杂的保姆，说了后，雇主一般不会同情你，反而会对你起戒备心。有一个这样的教训，一个保姆结婚时没办手续，孩子十七岁时才发现，后来老公起了歪心，她一气之下，跑到深圳来找在这里打工的女儿，可女儿却不认她。她当了保姆后，向雇主家的老太太倾诉自己的冤屈，没想到不仅没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辞退，老太太说连结婚要登记都不懂的人，脑子有问题。还有，你老公在这里打工的事更不要说，雇主最反感保姆的老公也在这里。别看雇主整天你恩我爱的，却要求保姆清心寡欲，不得分心，以便一心一意地为他家工作。每个月两天的公休，一般是不准在外过夜的，有一个保姆就因为老公也在深圳，每次休息要回去过夜，便在哪个雇主家也干不长，甚至有一次，她前脚刚走，雇主就让我们送人替她，咱们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邓丽点头称是。

　　到了雇主家，发现那个不想继续干的保姆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厨房里还有个60多岁的胖老太婆正在满头大汗地忙碌。跟雇主互通姓名后，得知那是她妈妈，吴冷兰开始还以为她家请了俩保姆呢。走路走得吴冷兰和邓丽也满头大汗，这才发现，这个雇主家竟然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鸿运扇在有气无力地转着，看来保姆的工资有一部分是“省”出来的。一边擦着汗，一边简单了解了一下：雇主家有小姐、先生、小姐的母亲、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点，一个还不到三岁。小姐叫刘应姝，是湖南人，老公是香港人，没说在香港做什么工作，反正是上三班，每两天一倒。

　　鹏城这个地方，不知为何好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隔得还那么近。他们大都由保姆带大，孩子们普遍缺乏管教，显得有些无礼、自私、任性、专横，这俩孩子也不例外。他们的妈妈到里屋给宗大美取工资时，那个小姐姐用圆珠笔把弟弟的脸划了一道，立时就红了起来。吴冷兰和蔼地对她说：快向弟弟道歉，弟弟会疼的。那小姐姐蛮横地推了她一把：不用你管！吴冷兰心想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能成为有用的材料吗？能继承他们的父母的事业与遗愿吗？清朝有八旗子弟之说，吴冷兰觉得鹏城有钱人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成为“九旗子弟”。

　　刘小姐把吴冷兰让到沙发上，开始说起宗大美的种种不是。不会做饭，全都是老太太做的；洗衣服不出力；搞卫生不彻底；不安心工作，托邻居到工厂给她找工作；整天没个笑模样，死气沉沉的；特别是爱打扮,发了工资就去买衣服，已经买了好几套了；由于在家干活没有机会穿，就非要请假，为的是穿上新衣服出去转转等等。刘小姐说为了控制她买衣服，她帮大美把钱存起来了。

　　刘小姐还说，她妈妈以前是纺织女工，常常用那时严格的纪律要求来教育大美，让她知道在工厂干活管理如何严格，哪有在家里当保姆舒服。

　　吴冷兰听完后觉得纳闷，什么叫洗衣服不出力？不是有洗衣机吗？刘小姐略略有些不自然:

　　“我们家衣服是用手洗的。”

　　“这么热的天，衣服一天一换，即使用手洗也不需要多大力气呀。”

　　“是这样的，我们家给孩子洗衣服用的是婴幼儿专用洗衣粉，是从香港买来的。洗衣服时得先泡两个小时，然后用手搓40分钟，漂洗时也必须用手搓着洗。如果搓不够40分钟，或漂不干净，衣服晾干后就会发硬、有臭味，如果搓不匀，就会一块硬一块软的。有好几次，大美洗完衣服晾干后这里硬那里软，还有臭味，显然是没按要求搓够40分钟。”

　　“老天！”吴冷兰想：那女孩粉嫩的纤纤玉手，天天要泡在水里搓40分钟，还要漂洗，还要搓洗自己和大人的衣服，怎么能受得了？这不是成心整保姆吗？怪不得女孩子坚决不干了。她不由地替邓丽担起心来，以前做小老板的，第一次做保姆就遇上这么个家庭，她能适应吗？但人已经来了，暂且让她试一下吧。

　　“不过，”吴冷兰要打破沙锅纹到底，“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洗衣粉呢？不是有许多婴幼儿专用的洗涤用品吗？像美国的强生什么的。”

　　“嗨！大姐，你不知道，我怀老大时，正好装修这套房子。我不放心，天天在这里监工，孩子下生后，不能接触一点儿化学物质，否则就过敏。医生说是因为孕期接触了太多的化学气味造成的，所以为了防止残留的洗涤用品引起孩子过敏，我就花高价买这种洗衣粉。搓洗、漂洗不够时间和次数就会表现出来，当然也就防止了保姆偷懒。”

　　“噢！”吴冷兰觉得似乎明白了，又觉得好像还另有原因，什么叫防止保姆偷懒？她怎么知道保姆会偷懒？

　　暂且把这些疑问先放一放，吴冷兰抓紧时间向刘小姐介绍邓丽的情况，不外乎她是哪里人，勤恳老实能吃苦耐劳，只做过三个月的保姆等等。

　　家政公司介绍家政工的工作经历时，有个技巧问题。一般三、四十岁，成过家有过孩子的城镇人员，即使没有做过保姆，有时也把她们当熟手保姆介绍给雇主，因为她们毕竟有城市生活的经验，会使用家用电器，这样第一个月就能为她们争取到500块钱的工资，这点小小的谎言也是善意的。小姑娘和农村来的成年人就如实介绍，因为她们的确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即使经过培训，也不可能掌握熟练，如果说她们是熟手，一下子就露馅了。不过，李云敢说，睁着眼说瞎话是她的拿手好戏。她能把一个刚下火车，还没培训的农村妇女说成是一个如何会炒菜，如何会做卫生，如何受雇主欢迎的老保姆。至于这个“老保姆”到了雇主家如何尴尬，雇主察觉上当受骗后如何骂她和苛刻保姆，她就不管了。

　　而为什么说只做了三个月，不往长里说呢？这也有个技巧，因为很多雇主不喜欢经验太丰富的保姆。这些保姆由于做的时间长，往往积累了许多对付雇主的歪招，而且熟人多，雇主会觉得她们油滑、事儿多。而只做了三个月的，既度过了心态不稳定期，又掌握了当保姆的技术，还没学会油滑，这样雇主放心，工资也肯给高一些。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也不为过，谁不是每天生活在善意的谎言中呢？只要不伤害别人也无妨。试想一下，如果去买衣服，你的身材不太标准，售货员实话实说的话，你不仅买不成衣服，还会买回一肚子气来，就是这个道理。

　　介绍完邓丽的情况，吴冷兰提出结清大美的钱，她们好走。刘小姐磨磨蹭蹭地把钱拿出来，吴冷兰一数，怎么这么少？因为大美刚才说，她的工资已经拖欠半个月了。也就是说应该给她45天的工资，可刘小姐只拿出了450块钱。吴冷兰问这是多少天的工资，刘小姐支支吾吾没说出个所以然，吴冷兰也只好装糊涂，但算的帐不糊涂。

　　“你看，按大美来你们家的日子，第一个月的工资已经开了，第二个月没开，到今天正好又多干了半个月，应该开一个半月的工资才对。”

　　“噢，对，对，我想错了，我这就去拿。”趁刘小姐又去取钱的空当，吴冷兰问宗大美你每月工资是多少？宗大美答道：小姐说第一个月500，第二个月600。

　　刘小姐再出来时，又交给吴冷兰150元，这样，一共是600元。

　　“刘小姐，不好意思，你不是说过第一个月给大美500块钱，第二个月给600块钱吗？”

　　“唉呀，大美没说清楚。其实她的基本工资是400，第一个月我奖励了她100。从第二个月起，做菜好奖50；卫生好奖50；洗衣服好奖50；带小孩好奖50；这样才是600。可现在我认为她这四个方面做得都不好就不奖了。“

　　这番貌似有理的狡辩让人无法反驳，吴冷兰也无话可说，因为合同上明确写着首月工资400元，也没写次月多少，她只好收起钱，带上宗大美返回公司。

　　吴冷兰带着宗大美顶着中午的烈日乘公交车返回公司，路上听宗大美讲她在雇主家的情况。

　　刘应姝家不仅洗衣服特别，作息时间也特别。早饭11点多才吃；午饭下午5点以后吃；晚饭半夜11点吃，实际上正好比正常作息时间迟了半天。可她要求保姆要按正常作息时间起床工作，晚上却要睡在她们后面。早晨6点半起床挨到11点吃饭显然顶不住，刘小姐倒很慷慨：把煮骨头汤撇出的浮油炒剩米饭不是很好嘛。可那些剩米饭有时居然是两个孩子吃剩下的,宗大美只好经常不吃早饭。他们家的卫生要求特严，因为刘应姝在香港做过几年女佣，便按照香港的标准来要求保姆：窗户要擦得锃明瓦亮；地板要拖的光可鉴人；各种物品、桌面台板要抹得纤尘不染；厨具要洗得光亮如新。总之样样东西都要干净的像商店橱窗里的展品，不能留有丝毫用过的痕迹。可是这边灰尘不知比香港多了多少倍，所以一天擦多少遍也难以保持无尘。宗大美本来就不太会做菜，这样一天到晚做卫生，觉又睡不足，整天都觉得昏昏沉沉，哪有精神再去学做菜。而且刘应姝家的要求还特别：菜一定要按标准切，长了短了都不行，大美怎么练也达不到要求。至于没有笑模样，一天累得光想睡觉，哪里还有劲头去跟孩子说笑。

　　宗大美告诉吴冷兰，刘小姐是这样计算她的睡觉时间的：她家的工作每晚11点结束，每早6点开始，这样保姆每夜就有了7个小时的觉睡。下午孩子们睡了，再让她睡1个小时，这不每天就是8小时睡眠吗？宗大美觉得刘小姐的话似乎不对，但又不知错在哪里。

　　吴冷兰悲哀地想：宗大美呀宗大美，刘小姐这是利用你的无知，玩了个诡辩呀！刘小姐的话理论上似乎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呢？这个雇主只不过给了你8小时的个人空间。在这8小时里，你要收拾个人卫生、洗自己的衣服、处理个人的小事，就算有7个小时躺在床上，未必就能睡足7个小时，更何况这是两次凑起来的时间。按刘小姐的理论，似乎睡觉也可以像缝衣服那样拼接到一起，所以只要给够了8小时就行了。这点儿时间给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也许还行，但对于一个体力劳动者，特别是一个一天都不得闲，蹲着跪着用抹布擦地、坐着小凳用手洗衣服，还必须不停地搓洗40分钟的人来说则根本不够用的。

　　其实不光是刘应姝，持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找一个照顾老人的保姆。由于那个老人需要24小时有人服侍，他想找两个人，不包吃住。按他的说法，一天24小时，两个人干正好一个人半天，他只给每个人支付500元的工资都让保姆赚了。这简直是一种不讲理的谬论！他的理论是：保姆应是24小时工作制，干12个小时（不许睡觉）不正好是半天嘛。在他眼里，保姆是不睡觉的机器，这12个小时给他干，那12个小时可以再去挣一份钱。这500块去掉吃住还能剩下100、200的，再去挣一份不就纯赚吗？这可能吗？难道保姆真是机器可以不睡觉吗？即使是机器，也不能总是超负荷运转呀，何况是血肉之躯的人。这个人走后，吴冷兰心想：怎么还有这么狠心、这么不讲理的人呀！骂他是混蛋都不过分！

　　结果是，后来去刘应姝家的保姆总是干不长，即使是她许以厚禄：月工资600到800元，还是没人肯干长久。

　　科学家做过实验，让一个人饿三天，这个人精神不会出问题，而让一个人三天不睡觉，这人可能就会发生精神错乱。所以长期休息不好，对人是无疑一种摧残。

　　听宗大美这样一说，吴冷兰怜惜地想，也真难为这姑娘了。

　　高真和吴冷兰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看上去单纯文静，只有22岁的宗大美，居然是为了躲开那个让她生厌的丈夫才出来的。登记表上填的是未婚的她，已经有了一年多的婚龄，这是一个多月后，宗大美又到了另一家做保姆时才知道的。

　　原来，宗大美刚刚20岁就在家人的包办下与邻村一个青年成了婚。那个青年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整天跟村里的一帮闲人打麻将赌钱，家里的地则扔给她跟公婆去种。她几次提出让丈夫到地里帮把手，却遭到偏袒儿子的婆婆的反对。公婆其实也才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龄，婆婆说年轻人好玩就让他玩去，地里的那点儿活我们三个人干绰绰有余。宗大美这才明白，他们不是娶媳妇，而是娶劳动力，婆婆是想让她代替她儿子来干活罢了。

　　20岁出头的宗大美正是爱美的时候,做姑娘时她不下地还能做点手工活，挣个零花钱，为自己置点儿零七碎八的小玩意儿，还能跟一帮姐妹们说说笑笑。可当了媳妇后，整天下地，人晒得像个煤球似的不说，既没有一点儿零花钱，也没有时间和自由找人说笑聊天。她实在受不了这种毫无乐趣可言的日子，于是用从娘家带来的一点儿私房钱做路费，约了同村的一个好姐妹，在一个老乡的带领下偷偷离开村子，来到鹏城做了家庭保姆。很长时间都没人知道她的婚史，而是把她看成一个妈妈的乖乖女，因为每个星期她都要给远在河北的妈妈打一个平安电话。寥寥数语却使人感到她们母女情深，连雇主都深受感动，现在的雇主破例让她用自己家里的电话给妈妈报平安。

　　这是宗大美从刘应姝家回来后去的第三个雇主家。这家有个一岁多的小女孩，不知怎么教育的，既任性又蛮横。据说换了阿姨、姐姐无数，都是因为这个小女孩不接受，不是咬就是抓，只好频频换人。雇主介绍孩子这种情况时，是以自豪的口吻说的，她认为孩子聪明，这么小就能分辨谁合适谁不合适。吴冷兰去送宗大美时，领教了这个小女孩耍横的厉害，发现完全是因为教育不得法，娇惯纵容养成的坏毛病。当时，雇主家正好有个客人，是女主人的朋友。小女孩非要客人的眼镜和手机玩，客人不敢给她，小女孩就又哭又闹，客人没办法只好躲到另一间屋去。对于这种情况，一般的父母会制止孩子的这种要求，并讲明为什么不行，再用其它玩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然而这家的先生却向老婆抱怨她的朋友太小气，居然不让孩子玩她的眼镜和手机，说着就把孩子奶奶的眼镜和他的手机给了孩子。吴冷兰眼看着孩子把眼镜折断了腿，扔到了一边，然后拿着手机乱按一气。她爸爸和她奶奶却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直夸孩子聪明，知道眼镜坏了就不要了，知道手机是按键的。真不知道这种放纵似的教育，将来孩子会出产个什么玩意儿。

　　鬼使神差地，那个没尝过“拒绝”是何滋味的小女孩，居然接受了宗大美。也许那些有过带孩子经验的保姆知道对这么小的孩子不能一味地纵容，而宗大美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只能事事由着她吧。孩子的奶奶是辽宁人，与来自河北的宗大美生活习惯差不多，因此两人挺投缘。雇主看到祖孙俩都喜欢大美也很高兴，送给她好多裙装，满足了宗大美爱美的天性。每次回公司宗大美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那是宗大美到这家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一个暴雨滂沱的晚上，准备铺被卧睡觉的吴冷兰，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宗小美的，并报出了她的家乡村庄名称。吴冷兰甚觉奇怪：

　　“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个从那个地方来的女孩子，但她不叫宗小美，而是叫大美。”

　　“那就算大美吧，可能她的大名叫宗大美，我们都叫她小美叫惯了。”

　　“那请问你是她的什么人？怎么知道这里的电话的？找她做什么？”连正式名字都不知道，这个人肯定不是宗大美的父亲或哥哥，可能是老乡或男朋友，吴冷兰心里想。

　　“我是她哥哥，是通过那个带她们出走的人才知道这个电话的，想问问她为什么总也不给家里打电话。”

　　“不可能，她哥哥能不知道她的大名吗？再说，她每星期都往家里打电话，这点儿连雇主都知道。”

　　“恩……”那男声支吾了一下，再回答时却令吴冷兰大跌眼镜。

　　“我是她老公！”

　　“什么？什么！有没有搞错。她还没结婚呢。”

　　“我们结婚都快两年了，她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你既然是她老公却连她的联络方式都没有，也不知道她的大名？好像有点儿没法解释啊。”

　　“嗨，自从过了春节，我就没了她的消息，要不是带她出走的那个人回了村，我还不知道她在哪里呢。”

　　这倒是真的，吴冷兰知道宗大美是和一个老乡被一个男人送来的。

　　“你快告诉我，怎么能联系上她吧。”

　　“对不起，雇主家的电话不经雇主允许，我们不能随便告诉任何人。你留个联系电话，我让她跟你联系好吗？”吴冷兰嘴上依旧很客气，心里却在嘀咕：自称是老公，却连媳妇的大名都不知道，谁知道这个丈夫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怨不得看不住老婆呢，连妻子的大名都不知道，还能指望他对妻子有多少关心和体贴？

　　那个男声倒也没纠缠，留下联系电话便收了线。

　　吴冷兰看看时间刚过10点，估计宗大美的雇主还不会休息，便打过电话去找到宗大美，告诉了她这件蹊跷的事。宗大美对那个人的姓名及电话号码既不奇怪也不热情，看来确实是认识。吴冷兰想也许内有隐情，出于职业习惯她也没追问，只是关切地叮嘱她安心工作。

　　说起不能给别人雇主家的电话还引起过误解呢。那还是李云当经理时。

　　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还没离开办公室的吴冷兰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称要找一个20岁的保姆，让把她雇主家的电话告诉他。吴冷兰一听，知道是哪个保姆，就告诉那个自称是哥哥的人：按家政公司的规定，雇主家的电话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她会尽快通知那个姑娘给家里去电话的。然而，不知为何，姑娘没有及时往家里打电话。第二天晚上，那个自称哥哥的又来了电话，吴冷兰说已经通知那个姑娘了，应该能回电话的。李云在旁边夺过电话，不耐烦地说：她不给你们回电话，该我们什么事，没事别老是往这打电话！说完就把电话扣了。

　　别看李云嘴上整天挂着“黄土地姐妹、下岗女工”等假惺惺的话，却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非常反感保姆家的长途电话，只要是她接到的找人的长途电话，不管人是否在公司，都一口回绝：她不在，以后不要往这打，让她给你打！有一次，吴冷兰接到一个找人的电话，李云说：告诉他，人早就走了，以后不要来找她。可是，第二天，李云搂着一个人的腰，亲热地进了公司，当向大家介绍那人的名字时，吴冷兰吃惊地以为听岔了：这不是昨天晚上李云说早就走了的那个人吗？听上去有深仇大恨似的，现在怎么亲姊热妹的。由此，她对李云的两面三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电话被扣，“哥哥”在那边急了，马上又打了过来，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能找到她的电话？你们到底是个什么公司，是不是把我妹妹拐卖了？吴冷兰只好又费一顿口舌再三解释，那边勉强答应再等两天。谁知，三天后，两个男人怒气冲冲来到公司，张口就让把那个姑娘交出来，不然，他们就要报告公安机关。吴冷兰再三解释，然后又当着他们的面给那个雇主家打电话。原来，那个姑娘的雇主怕姑娘走掉，没告诉她家里让她打电话的事，因此而引起了她家里的误解，那两个人临走时，再三陪不是。说起来，那也是个很难缠的一家，雇主是个老太太，很罗嗦的那种，专门用小姑娘，但也像走马灯似的换。为了改变邻居对她的看法，这次她用代管工资、不许姑娘往家打电话、给姑娘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想让那个姑娘在她家多干些日子，但那个姑娘还是不知用什么办法给家里通了信，让家里谎报军情把她叫回去了。临走前，老太太把施小恩小惠给姑娘买东西的钱全部从工资里扣了出来。

　　谁知，过了一个星期，那个男的又打来电话，问吴冷兰联系上宗大美没有？为何没接到她的电话？

　　吴冷兰告诉他，那天晚上放下他的电话，就给宗大美打了电话，如果真没给他回话，她马上去电话催一下宗大美。

　　可能觉得确实有必要来说明一下这件事，宗大美过几天向雇主请了假，特意来公司说明了这件事。

　　吴冷兰和高真这才得知宗大美来鹏城之前的经历，听后，她俩对宗大美的处境深表同情，但认为只是逃避也不是个办法。

　　“在我们那里，如果女方提出离婚，对男方来说是奇耻大辱，所以他们早就买通了那些管事的人。我如果去要求离婚，他们不会给办的，他也不会同意离的，像他们那个家的情况是结不起第二次婚的。其实我也不是非离不可，我就要求他改掉游手好闲的坏习惯，不做寄生虫，去找个事做。他如果自食其力了，我会考虑去找他或让他到这里来，我们一同打工挣钱，租间房子，正儿八经过日子。农忙时回家帮一把，顺便看看父母，我也想有个家呀。”

　　说到这里，大美的眼睛湿润了。

　　“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他可是希望你尽快给他打电话的。”

　　“已经打了。他说他要到广州去打工，让我也去。我答应他，等他打工挣到5000块钱，并确实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时，我再去找他，谁知道他会不会拿着他父母给的钱去广州瞎逛呢？”

　　吴冷兰看着这个比自己的女儿仅大三岁的姑娘，心想：自己的女儿到她这么大时，应该还在大学校园里愉快地学习。而宗大美却过早的成为人妻，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却又得不到丈夫及婆家的疼爱，只能像孤雁一样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但心底里又没有失掉对家的渴望。

　　“你既然对他还抱有希望，那就常给他打电话。一方面鼓励他不断进取，一方面及时掌握他的动态，必要时去他说的打工的地方看一看。如果真是浪子回头的话，就齐心合力挣点儿钱，找个合适的地方安个家，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也说不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意识到一个男人对妻子对家庭的责任的，只是千万别回乡下那个家。回到父母身边，他也许又会产生依赖心理。唉！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个样。”

　　吴冷兰想起自己那个城市，多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力的活不想干，动脑筋的活干不了，只好闲在家里让父母养着，结了婚生了孩子还靠父母那点可怜的退休费养着。高真也说过，他们那里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搞点儿小玩意儿，在街头门口摆个小摊挣几个小钱，而他们的儿女下岗失业，不想去干出力的活，便整天猫在家里打麻将，毫无廉耻地剥削父母。

　　但愿宗大美那个不争气的老公能早点儿成熟起来，担起男人的责任。

　　接替宗大美的邓丽当天半夜给公司打回电话，说实在干不了，她的手洗衣服居然被洗破了。邓丽第二天回到公司，伸出手给高真、吴冷兰看，果真手腕处搓掉了皮，露出了红红的嫩肉。高真又气愤又心疼，气的是这些雇主太会整人，居然用那样一种奇怪的洗衣粉；心疼的是宗大美是怎样熬过了这几个月的。她让邓丽休息一下，有合适的雇主再说。

　　刘应姝在邓丽走后，马上打来了电话，问宗大美想不想再回去，若回去，就把300块的奖金补给她。但宗大美坚决拒绝，可见刘应姝家的活的确令人生畏。

　　看了邓丽的手，想起了刘小妹的手，吴冷兰实在忍不住了，产生了把这种事反映给媒体的想法。她跟高真商量后给报社打了个电话，反映雇主把保姆当成洗衣机来用，并用那种专门整保姆的洗衣粉，保姆因此把手都搓破了。然后顺带说上了保姆们反映的各种情况：洗被罩、床罩不准用洗衣机；洗窗帘不准；洗牛仔裤不准；不光不准用洗衣机洗还不准用洗衣机甩干；还有的女雇主不尊重保姆，自己和老公的衩裤、袜子，毫无羞耻地让保姆洗；甚至连被沾污的裤衩也不例外，以至有的保姆为此而吃不下饭等等。报社第二天就以《洗衣机当摆设，保姆累弯腰》为题登出文章，谴责了这些雇主的不道德行为。好多人包括家政工们都称赞说，以前的文章总说保姆有问题，这是第一次看到批评雇主的文章，谢谢你们敢于替保姆撑腰。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过小老板的邓丽，把保姆工作看得太容易了，刘应姝家那奇怪的洗衣粉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但她不服气，还想再试试。于是吴冷兰在征求了高真的同意后，安排她又去了一个叫曲旋的雇主的姐姐家。

　　这个曲旋的合同前些日子报了暂停，头天晚上她又来电话问能不能让她姐姐来续。

　　尽管这点事情吴冷兰自己就可以做主，特别是高真也说过，普通保姆的事情让吴姐自己说了算。但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吴冷兰，不管比自己小多少岁，工作经验差多少，只要职务比你高，就应当事事请示。即使他放权于你，也要征求他的意见，不然他心里会不舒服，会觉得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对高真也是这样。不仅事事请示汇报，连看报纸这样的小事，吴冷兰也是先让高真看她喜欢的那份，无论自己多么想看，也等高真看完了再看。她就是这样从点滴入手，培养高真就是家好家政主宰者的意识，让她时刻记住自己的职位和职责，独立自主地去处理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从而逐渐脱离依赖别人的笼罩和关照的心态。

　　所以吴冷兰没有马上答复曲璇，说等请示了经理后再给她个回话。

　　高真又早早来到公司，向那些睡眼惺忪的钟点工们道早安，她们又是笑笑作为回答。高真想，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学会主动地大声地说出礼貌用语呢？

　　进了办公室，高真觉得有点儿变样，仔细看了看，天花板上挂的那些灯笼等被摘掉了，玻璃门上贴的那些“恭喜发财”贴字被清理了，那一溜关于“规章制度”、“收费标准”、“服务员须知”、“待岗纪律”等内容的镜框也上墙了，屋子里显得清清爽爽，也有了正规的气氛，心想这个吴姐做事的确麻利，李云留下的痕迹也确实该清理了。想到每天自己走后，吴姐还要做不少工作，却从没听她抱怨或夸耀过一声，都是不声不响就做了，也不计较。有这样的人帮衬，有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个家政公司应该能办好。

　　坐定后，吴冷兰告诉高真接到一个老家政工的电话，问有没有换经理，现在往这里带人给不给劳务费。吴冷兰问高真，咱们以后这怎么处理这种事。

　　“给劳务费天经地义。人家帮你招人又费口舌又担风险，哪有不给劳务费的道理。”

　　“是啊，我给李云说过多少遍，哪怕给人家个长途电话费也行。李云就是不接受，还说这是卖人头，所以把老家政工都得罪了，谁也不往这里带人了。我看，由于她的破坏，要想恢复老家政工带新家政工的老习惯，恐怕得些日子。”

　　吴冷兰又汇报了那个叫曲璇的雇主要求让她姐姐接续她的合同的事，顺便讲了一下她所知道的这个雇主的情况。曲璇的姐姐是个单身女人，据前面去当保姆的家政工回来讲，这女人白天睡到12点起床，下午、晚上在她租的房子里设麻将桌，挣点儿抽头，再卖点儿烟酒饮料等。她整天说她老公在香港，可保姆一次也没见过她老公。她每个月要过香港两次，每次7天，说是去找老公。但保姆发现她每次去香港都是口袋里没钱时，或房东来催房租水电费时。每次回来后，手头立刻阔绰了许多。

　　七天是港澳游短期旅游签证的规定期限。有些打着信息咨询的家政公司，专门给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姑娘办这种签证，收取3000至4000元的费用。据说那些姑娘七天能挣几万元，回来后，再签再去……。

　　吴冷兰听那个家政工讲她的雇主的这种情况时，怀疑那女人去香港也是干这个的。不过那些姑娘没有固定住所，有的长期住在便宜的旅社里，像那种十元旅店就有专为这种人提供的床位，有的几个人合租一套房子。可这个雇主租有固定住所，还开了个麻将馆，口口声声说老公在香港，似乎像个“二奶”，可却常常连房租也交不上。每到这个时候，就去香港呆七天，令人真假难辩。吴冷兰对那个家政工说，干咱们这一行，不要追究雇主的钱是怎么来的，咱们不开道德法庭也不是道德法官，只要她不拖欠你的工资就行。

　　现在，以前的合同期满了，那个保姆也不干了，正好曲璇不想用保姆了，想把刚刚签的合同转给她姐姐。

　　“行，行！这些事你看着处理就行，找个家政工给她姐姐送去得了。”

　　“那好，就让邓丽去吧。”

　　谁知邓丽这个自由惯了的小老板根本受不了家庭保姆在雇主家所受的限制，仅仅干了四天，就要求公司换人，然后不辞而别了。